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及其社会工作介入

谢治菊 刘峰

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是对精准扶贫的有效补充，是破除贫困户心理依赖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部分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思想观念落后、文化水平不高、认知模式偏颇，扶贫政策评估标准有偏差，政策限度过大，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不愿脱贫、不能脱贫和不信脱贫”的依赖心理，这会大大降低扶贫成效，急需社会工作的介入。案例分析也发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社工干预贫困户心理依赖的成效都比较明显。但是，由于社工人员不足、角色定位偏差、专业机构缺乏，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心理服务还存在一定的困境。为此，建议以发展性社会工作为理论视角，尊重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与发展水平，确保从根上拔出他们的心理依赖。

长期以来，人们都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扶贫绩效，关注物质资源的投入，鲜有对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贫困予以关注。其实，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匮乏，还与贫困主体的主观认知和思维模式有关。因此，贫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尽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现有的扶贫工作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在心理扶贫和精神扶贫的问题上还缺乏足够关注。一般认为，心理是精神的基础和表征，面临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做好贫困户的思想工作，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培育其健康心理，减少其心理依赖，不仅是精神扶贫的迫切要求，更是让扶贫工作事半功倍的重要手段，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 2020 年以后的返贫防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拟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就贫困户的心理依赖表征及成因进行分析，并就社会工作介入扶贫的价值、成效及路径进行探讨。

一、社工参与扶贫：破除贫困户心理依赖的重要途径

为确保贫困人口在 2020 年能全部脱贫，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就成为了应有之义，是对政府扶贫的有效补充和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其实，自 2015 年以来，先后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 号）、《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民发〔2017〕119 号）等多份中央文件，都提到要将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引入扶贫工作中，促进扶贫力量多元化，增强群众脱贫能力。从这些文件来看，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范围较广、内容较全、对象较泛，从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留守儿童到特殊群体，无一不彰显出社工扶贫力量的重要性。故，本文标题中的“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力量参与扶贫，意思是社会工作人员和机构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扶贫过程中，以提升扶贫人文关怀、增强扶贫成效。

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脱贫”为核心要义的精准扶贫自 2013 年实施以来，让扶贫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大水漫灌”变成了现在的“个性滴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经济上，贫困群体的收入得以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社会整体消费需求被拉动；在政治上，国家的形象、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政府的公信力都得以提升；在社会上，贫富差距尤其是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在缩小，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尽管如此，目前仍然存在 550 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老弱病残”“受灾家庭”“重病家庭”和“懒人群体”等，其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 脱贫的难度更大，只借助自然资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来进行帮扶，还远远不够。只有让其克服心理依赖，培育其内生动力，才能让他们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在扶贫中考虑心理因素，扶贫工作将会事半功倍。

其实，因“等靠要”依赖心理而产生的“争当贫困户”现象，对贫困户个人、社会和政府都有危害。治理这一现象，科学识别、教育训诫、技能培训、政策优化固然重要，但贫困者改变现状的主动性不足、发展观念落后以及对自我的消极认识不够，才是造成贫困的本因，故，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转变其观念和认知，才是根本。然而，目前因政策支持不力、专业人员缺乏、基层干部无暇，精准扶贫中针对贫困户的心理服务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这就急需第三方部门来承接这一职能，社工机构无疑是较好的选择。事实上，社工机构参与扶贫，尤其是对贫困户进行心理服务，已有较好的实践，如“保定善和” 在河北建立的“爱心慈善超市”。作为常常免费为贫困群体提供直接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社工组织在城市贫困人口的“帮扶救助、能力建设、融入适应、心理关爱”等方面已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对精准扶贫的有效补充。

在社工逐渐介入精准扶贫实践的过程中，学界的探讨也热烈起来，如果以“社会工作”与“心理依赖”“扶贫”或“贫困治理”为篇名在知网上进行搜索，可以找到 200 余条结果。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首先是阐释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价值和路径。这类研究又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必要性与耦合性进行分析，这些分析解决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领域的逻辑机理问题。例如，王守颂指出，作为一门以扶贫济困为价值目标的专业学科，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思想、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平等互助的理念、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服务观，与精准扶贫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其所秉持的系统理论、增权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为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二是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行了探讨，此探讨对了解社会工作作为精准扶贫的“补位意蕴” 有重要帮助，对梳理全国各地的扶贫社会工作实践有助益。例如，林顺利、孟亚男指出，社会工作在因灾致贫、灾后重建、心理疏导、就业培训、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明显。三是对微观个体的特殊需求与心理依赖进行社会工作回应，此种回应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例如，李磊对基层政府和扶贫干部因绩效考核压力忽视贫困户个体需求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社工在个人需求变为社会察觉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对社工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进行阐释，这些路径主要包括制度建设、能力培养、加强合作。例如，李文祥、郑树柏指出，社工介入可让精准扶贫从“增能型”向“合作型“转变，进而提高贫困户的发展能力。上述四类研究，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社工介入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但是，仔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还有待提升：对贫困户社工服务需求的实证调查缺失，对社工介入与贫困户心理依赖克服的关系阐释不够，社工介入克服贫困户心理依赖的路径建设不足。这三点不仅是本文欲待突破和可能创新之处，也引发了学界对另一类研究主题的关注，即为何社会工作介入是破除贫困户心理依赖的重要途径。

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户的心理依赖，是因为社会工作对个体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有利于其工作者在帮扶贫困户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他们的观念、思想和精神，提高其可行能力，这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而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激发，有助于培育他们主动参与脱贫的信心与决心，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久而久之，心理依赖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是贫困户从心理上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是拔掉贫困户“穷根”的重要手段。因此，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能，把握好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策略，克服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深入了解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及社工介入路径，课题组在 Z 市进行了贫困人口心理状况与社工服务需求的调查。Z 市是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下辖 11 个区，有 1490.44 万常住人口，其中处于低保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约为 11 万，占比不足 0.8%，但相对贫困人口较多，约占 11%。我们的调查对象为低保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100 份问卷全部来自汉族与普通群众，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家庭年收入较低，平均为 21563 元；家庭户均人口为 4.06 人，其中户均劳动力 1.34 人；致贫原因主要是因缺劳动力与因病，二者合计占 76%；平均年龄为 50.24 岁，文化程度偏低，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 68%。同时，为满足分析的需要，课题组还深度访谈了 5 名低保户、3 名社工人员，多次组织学生参与社工组织的扶贫活动。Z 市的调查数据是本文的主要素材，但由于 Z 市的数据量较小，访谈的对象有限，且调查对象是城市贫困人口，为体现素材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全面性，本文还引用了课题组在西部多民族省份——G 省所做的 723 份农村贫困户调查问卷以及对部分贫困户的访谈记录，它们共同构成了本文的实证素材。

二、心理依赖的表征及成因：多元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心理依赖是指贫困人口因缺乏内生动力，感觉生活没有希望，转而将生存的指望寄托于政府、社会和帮扶干部，从而产生的一种惰性心理现象。心理依赖是贫困陷入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一旦成瘾，不仅影响生理，还影响心理，是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路。

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一般有如下表征：一是“等靠要”思想严重。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是目前最大的扶志难题。一直以来，我国所采取的“输血式”扶贫方式，能暂时解决因物质贫困而温饱不济的绝对贫困人口。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可以利用贫困户的身份换取扶贫资源时，“争当贫困户”现象开始产生。访谈时，G 省 L 县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们，由于贫困群众在知识、能力、眼界等方面的局限，“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二是“不愿脱贫、不能脱贫和不信脱贫”的依赖心理明显。调查发现，尽管已到“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前夕，贫困者“不愿脱贫、不能脱贫和不信脱贫”的“三不心理”仍然比较明显。其中，“不愿脱贫”是指贫困者对于国家长期的物质扶贫产生了依赖，并进而产生了“等靠要”的心理，缺乏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能脱贫”是指贫困者本身存在生活或是身体上的困境，多次尝试脱贫无果后，认为自己不具备脱贫能力的一种精神贫困现象；“不信脱贫”是指贫困者自己或看到别人经历过扶贫政策后，对政策的公平性或政策效果产生了怀疑。“三不心理”说明，贫困户已经对扶贫政策产生了明显的依赖。那么，为何贫困户会产生心理依赖呢？先看下面的案例分析。

该案例采集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案例对象来自 G 省 L 市 M 镇的一个易地移民搬迁社区—— BL 社区，该社区位于镇政府旁，当时已入住 120 多户搬迁户，Z 女士就是其中一户。Z 女士今年 38 岁，彝族，文盲，家有 7 口人——残疾的公公、夫妻俩和 4 个 5—18 岁的孩子，其中劳动力有 3 人，夫妻俩和已满 18 岁在县城烙锅店打工的女儿。Z 女士家庭困难，2014 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仍未脱贫，2018 年 9 月响应政府号召，搬至 BL 社区。搬来 BL 社区后，Z 女士的生活过得并不舒心，怨言较多，原因如下：一是与原来的生活相比，来 BL 社区后的日常生活费用——柴米油盐费、电费、水费等都大大增加，为增加收入，只好回原居住地种了 2 亩苞谷，首次收成大概卖了 2000 元，种苞米带来的收益和往返的时间、交通以及体力成本不成正比，心生怨恨。二是自认为被政府不公平对待。例如，生第四胎时东躲西藏，影响打工收入不说，还被罚款 2000 元；听说拆贫困户家原来的老房子有 10 元/平米的补助，可她们家却没有得到这笔钱；自己的孩子读书从未得到过任何补助，但其他家庭有，自认为受到了村干部的差别待遇；搬迁过来没有得到冰箱与洗衣机，认为干部欺负她家，心有不甘。三是女儿不争气。大女儿成绩不好，再加上家庭困难，初中毕业后在县城烙锅店打工，每月收入有 1000—2000 元，可从不寄钱回家，相反有时候还要 Z 女士夫妻寄生活费给她，Z 女士心里不爽。四是怨政府给的太少。在 Z 女士看来，自己搬来后，吃的住的都要花钱，挣得又少，又不能享受村里的分红，不能养鸡鸭鹅，但政府除给了标配的房子外，就多发了个沙发和电视，补贴未提高、关心未增多，连其他家多得的冰箱和洗衣机，也未得到，因而抱怨政府给得太少；另外，她们家原来有 210 平米，搬过来后按政策享受 140 平米（注：平均每人 20 平米）的搬迁房，比原来还少了 70 平米，认为政府考虑得不周全。

从上述案例可知，Z 女士存在明显的依赖心理，房子是危房时依赖政府来拆迁，政府拆迁给房后又想依赖政府来养家，政府给其一部分补贴后又希望自己永远是贫困户，这样才能将政府的优惠享受到底。而 Z 女士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依赖心理，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习惯了依赖他人；二是文化水平较低，认识问题不全面，逻辑思维有偏差；三是没有一技之长，缺乏稳固的造血能力；四是内生动力不足，相互攀比有心魔。这与学界的研究基本一致，例如马池春、马华指出，贫困家庭地处偏远，习惯了现有的生活节奏，抵触外力的干涉；受教育程度低，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受落后文化的影响，相信命运的安排，对扶贫持冷漠态度，故而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

然而，仔细分析发现，上述仅仅是贫困户产生依赖心理的主观原因，而案例中 Z 女士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怨言和不甘，不懂得感恩，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包括：第一，工具理性下精准扶贫成效评估标准有失偏颇。1949 年以来，我国针对贫困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依次按照区域扶贫、县域扶贫、村域扶贫和户域扶贫的逻辑演进，其趋势是国家的扶贫政策不断走向精准化。然而，这些扶贫政策似乎都偏重从物质和数字的角度对扶贫成效进行测量和评价，其结果是导致反贫困成为了单纯的政府行为，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未能带动贫困者自身的脱贫积极性。大量的实践表明，各级政府、各类主体在扶贫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贫困人口缺乏积极向上的反贫困主体精神。第二， 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策实践和社会治理领域改革的主导逻辑。“技术”让一些潜在的不可测量的复杂问题变成了“实在”形态，经过各种繁杂的化简将精准扶贫中的一系列庞大的信息压缩为一个个数字。通过建档立卡、量化考量、程序管理等各式各样的工具性手段，数字信息库完成了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之间的连接，使得精准扶贫成为了一项可以通过逻辑运算与数字生产来衡量进程的任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信息化的工具填补了基层贫困数据的缺失，却也极易使精准扶贫政策靶向目标产生偏离，扶贫过程缺乏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缺失不仅使得扶贫工作者遭受较大的精神压力，也表现为对于贫困者心理问题的忽视，这为贫困户的依赖心理提供了契机。第三，政策设计有缺陷，限度过大。公共政策应有一定的限度，即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所行使职能的界域。研究表明，贫困户的心理依赖与政策限度过大有关。因为，目前精准扶贫的部分政策设计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政府和干部，将更多的利益和权利留给了贫困户，由此带来的必将是扶贫责任的异化。责任异化是一种典型的“保姆式”扶贫，表面看是扶贫，实际是助懒，其结果是让贫困户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缺乏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感恩之心。例如，在被调查的 G 省 723 户农村贫困户中，38.5% 的人明确表示 “愿意争当贫困户”，16.9% 的人对干部的帮扶不满意，13.2% 的人认为不用对扶贫干部感恩。这些数据虽然不高，但会给扶贫干部带来负面情绪，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因此访谈时有干部指出，现有的一些政策设计会让贫困户之间形成相互攀比的不良习气和依赖心理，不利于良好帮扶关系的形成。

三、社工介入的成效：来自底层的强烈诉求

从心理层面来看 , 贫困会使穷人产生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 , 然后影响其经济生活行为 , 最后形成持久性心理贫困。正所谓，生活贫困同良好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关系。正是因为与普通人群比，贫困人口存在心理问题的概率更大，社会工作的介入就更有优势。例如，我们在对 G 市某社工机构的受助者进行访问时发现，受助人对该社工机构的信任度很高。访谈对象 L 是 G 市的外来务工者，广西人，初中文化，夫妻两人都是附近高校后勤部门的临时工，育有三个小孩，最小的还在读幼儿园，最大的小孩即将上高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丈夫做了大肠癌手术，还处于恢复期。访谈时，L 告诉我们， 社工组织的介入给了她们家很大的帮助，例如给孩子辅导课业，给他们家普及积分入学政策，给夫妻俩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的机会等，这些工作都对她们家起到了“造血式”扶贫的作用，切实解决了她们家的困难，有效提高了她们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实，社工机构介入教育帮扶，已成为城市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子女，贫困人口往往无法在学校教育之外投入更多资源，但他们拥有的知识和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又不足以让他们很好地帮助孩子的课业学习，社工机构的作用可见一斑。据了解，部分社工机构会定期招募一些高校的志愿者，对有课业辅导需求的贫困家庭孩子进行辅导，这些高校学生不仅可以对这些孩子进行学习上的辅导，还可以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正如访谈时 L 所提到的，“社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服务，例如电脑培训，免费的夏令营活动，小孩积分入学政策，小孩教育问题。在假期有时候还帮忙照看小孩，解决了我们没时间照顾小孩的难题。”这说明，社工机构介入扶贫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益。这 一点已有相关的数据可以佐证。根据李迎生和徐向文的研究，全国的社工机构和人员蓬勃发展，成效显著。截止 2015 年底已有民办机构 4686 家，从业人员 18 万人，仅“三区”计划就有 3000 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开展个案工作 6000 余个，小组工作 4800 余次，受益人群达 210 万人次；不仅如此，一些社工机构与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合作，先后针对患有白血病、肾衰竭、心脏病等疾病的贫困家庭的患者开展了 20 余项救助；此外，一些社工机构还为患者提供日常照顾和心理帮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医患矛盾，鼓励贫困患者树立战胜病魔、好好生活的信心。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社工介入城市扶贫能取得较大的成效。例如，在 G 市的调查显示，尽管 81.6% 的人认为自己得到的帮扶是符合需要的，但仍有 64% 的人认为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心理关怀是不够的，超过半数即 58% 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心理帮扶， 74% 的人表示如有心理团队帮扶他们会积极参与，约 63.3% 的被调查者希望社工机构能介入心理扶贫，定期上门对他们进行辅导。这说明，利用社会工作的方法与理念，对贫困人口进行心理疏导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工介入对贫困户心理依赖的消除，不仅在城市社区会发挥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也具有明显的正能量。G 省 T 县 PL 社区有 1000 多户搬迁户，为解决社区治理矛盾、缓解人手严重不足的弊端，自 2018 年 3 月搬迁以来，当地的社工组织派遣了 3 名持证上岗的兼职心理咨询老师，建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室。经过一年多的运行，该咨询室对搬迁户的心理依赖干预明显。访谈时，该社区的义务心理咨询 师 H 指出，刚搬过来时，贫困户不适应新居住地的环境，会有很多抱怨，例如，有贫困户提及，“我过来没事可干，感觉自己没用”“我就想干活，否则浑身不自在”，这时她就会认真倾听搬迁户的怨言并认真记下来，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别人重视了。搬过来两三个月后，贫困户的生活困难基本得到解决，她与贫困户的关系得到增进，贫困户更愿意与她谈心。现在（注：访谈那天，2019 年 5 月 28 日），贫困户已经把她当朋友，只要她到社区，老人们都会围过来拉家常，谈谈自己家里面高兴不高兴的事，主动询问有什么活动他们可以参与。在 H 咨询师看来，搬迁初期，老年贫困户之所以怨言较多，是他们不适应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心理紧张，他们抱怨的目的，不是真的抱怨，而是想引起社区管理人员对他们不适应的重视。后来发现，只要有人愿意去和他们聊天，不管聊什么，他们都很开心，紧张和不适应慢慢消失。到最后，他们主动参与和融入到社区的发展中，毫无怨言。不过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一个由 23 个乡镇 100 多个村共同组成的新移民搬迁社区，竟然从最初的矛盾重重变成了和谐发展，社工人员的心理服务和调节作用不可小觑。

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在国际化大都市 Z 市，一些社工组织在介入扶贫时，并没有专项的心理辅导项目。由于没有专项的心理辅导项目，缺乏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才，社工人员更倾向于在与受助者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关注受助者当期的困难而非长远的发展。但是，受政策支持不足、本土社工人才发展滞后、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偏差、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错位等影响，社会工作嵌入精准扶贫后面临一些困境，具体表现是：社工机构力量较弱，开展心理服务的能力不足，服务供给与贫困户的实际需求有差距、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关注不够等。可见，由于心理扶贫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社工组织缺乏一些专项资金和专业人才来支持心理扶贫，现有的这种心理扶贫模式是一种潜在的、非表象的心理扶贫模式，虽有成效，但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急需进一步提升。

四、心理依赖的干预：社工介入的优化路径

该如何优化社工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进而解决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呢？需要清楚的是，社会工作在扶贫中的角色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早期“输血式”扶贫中的捐助者、安慰者、服务者，到“造血式”扶贫中的项目提供者、资源连接者、技能培训者，再到精准扶贫中的社会资本构建者、能力建设者和社会排斥捍卫者，无一不体现出社会工作在贫困人口“增权、赋能”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出社工介入扶贫呈现的如下趋势：一是越来越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二是愈发重视贫困人口的能力培养，三是更加注重贫困人口的积极参与。由此认为，要优化社工介入解决贫困户心理依赖的路径，就应以发展性社会工作为理论视角，尊重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与发展水平，重视贫困群体组织化的社会过程，追求贫困户个体发展与社会目标达成的契合度，确保他们的心理依赖能从根上拔出。

发展性社会工作以提升社会的整体性福利为宗旨，强调社会工作实践要以社会行动与社会变迁为取向，以社会投资与生产性活动为核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发展性社会工作对贫困户心理依赖的干预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贫困户的自身能力得到发展，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意识才会转变，内生动力才会增强，可持续生计才有希望。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加强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建设。在优化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建立健全社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社工人才的职业化制度，提高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与稳定性，增强社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标准化，确保人才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社工队伍精准扶贫知识、农村社会知识和反贫困经验欠缺，应通过培训教育、参与观察、社会实践等方式，提高社会工作者参与贫困户心理服务的能力。第二，提升贫困户的参与度。利用增能理论，因地制宜评估贫困户的心理需求，科学认知他们的内在潜能，通过个案访谈或小组活动宣传，把大家集合起来共同完成一件困难的事，鼓励他们在参与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第三，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加大扶贫政策宣传教育，制定合理的贫困人口筛选机制，提升贫困户的文化水平；结合当地特点，协助老百姓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让贫困户通过参与扶贫项目提高家庭收入；对贫困户进行教育和培训，提升其发展能力。第四，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驱动可持续脱贫。为此，应帮助贫困人口克服自卑心态，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大力发展和弘扬先进文化，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第五，发挥行业组织的联结和平台作用，构建贫困户的社会支持系统，开展贫困户的心理需求调查与心理建设评估，给贫困户提供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制定精准化的帮扶方案与行动计划，为社工干预心理依赖提供保障。

经过 70 多年的扶贫实践，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方面成效显著，但可持 续性脱贫、常规性返贫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目前以人力资本为导向的扶贫政策体系可以同时缓解贫困人口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但是展望未来，国家的扶贫政策还应该本着物质扶贫和心理扶贫并重的原则，将促进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放到首位。因此，社工对克服贫困户依赖心理的介入，一方面应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服务、合作开发、专项支持、项目运作等方式，培育社会工作干预贫困户依赖心理的新方法、新手段；另一方面，应在完善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鼓励社工人员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勇于尝试，创造社会工作干预贫困户心理的新模式、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