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3期

疫情之下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当前举国上下都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全国人民都渴望尽快战胜疫情，重归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疫情恰逢鼠年春节，很多人滞留在农村老家，这为思考与观察乡村疫情防控提供机会。乡村疫情的形势如何？有什么区别于大城市的特点？乡村抗疫的现实图景如何？2020年2月27日下午，珠江会讲第3期，《南方治理评论》编辑部特邀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浠水学者姚华松博士就“乡村抗疫及其生活图景”进行了访谈与对话。

◎胡蓉（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关于这次疫情，你认为你们村在防疫工作上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疫情过后，你认为村里应该完善那些方面的工作以应对类似这种突发事件?

◎姚华松：自1月18日回老家——湖北黄冈过年，我一直亲历和见证着基层乡村的抗疫过程。据我一个多月的观察，我感觉我所在村庄在抗疫方面做得好的方面主要包括：（1）小组长和三位党员之间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实施包户到人，责任到人，每天保质保量完成疫情宣传、喷洒消毒液、张贴疫情通告、测量与报告体温、劝离集聚者、专人在村口值班切实防止人员输入与输出等疫情防控工作；（2）村民都从思想上足够重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大家基本上都做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尽量做到了“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3）村民们很团结一心，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在集中购买生活用品时，两户人家发扬了互帮互助的精神，为乡亲们做好事，竭诚为村民服务。这种熟人社会的特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与关键作用。

关于今后有待完善的工作，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不够，目前基层的抗疫力量主要是村组干部及党员同志们，虽然有外部的爱心人士也参与捐助口罩等物资，但其他的力量，如大学生、高中生、退休人员和村落爱心人士等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说白了政府主导这件事情的处理与解决，但社会的力量非常缺位。其次，我认为对乡村基层的抗疫物资的供给严重不足，口罩、温度计、消毒液等都严重不足。我们的目的当然是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的队伍不够人手不足，专业物资缺乏，这是当前乡村抗疫工作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

◎胡蓉：据你观察，疫情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吗？具体怎么体现的呢？

◎姚华松：按照我的调查，疫情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同志普通担心误工乃至失业，很多人要养家糊口，尤其是在武汉打工的人，何时才能去打工，是他们担心的；对于其他地方打工的人，即使疫情完全结束了，针对湖北人可能存在的某种歧视现象，是他们所担心的。此外，对装修等需要进驻社区的工种，他们担心物业或门卫会加大对他们的盘查力度，这当然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对于女同志而言，她们普遍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问题，他们担心孩子因为在农村老家信号不好、网课设备缺乏等原因导致孩子的学习跟不上进度。其次，部分留守妇女也会担心家里吃的喝的不够了怎么办，也会对一大家人在家吃饭众口难调表达了忧虑。

从这个角度，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依旧存在，男人更加担心工作与赚钱，女人担心孩子的教育和家里的杂事。

◎胡蓉：在乡村抗疫过程中，据你的观察，你觉得会不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效应？或者说我们收获了什么？

◎姚华松：就我个人的观察，我感觉疫情防控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在一些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尤其对于广大乡村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团体规则意识的增强。大乡村地域辽阔，异常复杂与多元，不少村民法治意识淡薄，平日懒散惯了，尤其此次疫情适逢春节假期，拜年、串门、集体娱乐在很多人眼里是过年的基本要义。但面对这次疫情，绝大部分人积极配合政府，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不串门”“不集聚”“出口戴口罩”。毫无疑问，这种规则意识为从源头上打赢这场抗疫战役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作为家的共同体的强化。一直以来，我们熟悉的春节情景是：老人们忙于家务，年轻人热衷于各种“聚”，小朋友们多以电视或玩手机打发时间。换言之，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明显的割裂，在一起交心的时间很少，作为一家人指涉的“共同体”意义名不副实。而今年，我发现下面的场景不在少数：念大学的哥哥辅导弟弟或妹妹功课，爷爷奶奶做好端茶送水等后勤工作，爸爸妈妈在厨房张罗美食；爷爷和与孙子合作锯木头，奶奶带孙女摘菜、喂鸡，父子每餐都小酌几杯，妯娌坐下来聊事业、美容、子女、老公和婆婆等。貌似这样无所事事的每天日复一日，上述温馨的场景也日复一日。时间作为重要的因变量，不断建立和强化作为一家人的“共同体”认同，全家人都努力兑现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第三，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美丽”不止于道路、路灯、垃圾桶等硬件的供给，更指涉村民心灵的“美丽”，即拥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日常生活贯彻环境友好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乡村地区，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环境卫生与健康知识，平日不讲究卫生，家里一尘不染，家外污水横流，污水到处泼，垃圾随意丢。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人自觉清扫庭院，搞好卫生；于房前屋后燃烧艾叶，净化家居环境，让病毒无藏匿之所；用艾水泡脚，拿鱼腥草泡水喝，润肺清喉，消毒杀菌。

第四，农耕生产方式的复归。疫情期间，我注意到村里有的人拿着斧头去很久没人去的荒山上砍柴拾柴，有的人抡着锄头去荒芜多年的地里耕地种菜。近些年来，我很少看到外出务工者做只遗存在我童年记忆的这些事。上述活动都严格恪守出口戴口罩、不成群结队、不出自然村的界限，在绝对保障人身安全的范围内开展。这当然是村民们消磨时间的选择，但我看到的是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回归，和大伙对身心健康目标的追求过程。

第五，社会参与程度的提升。相较于城市，乡村的社会动员难度较大，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发展与治理严重不足。但这次疫情，从我所在村庄疫情防控的人员构成看，除了村民小组长外，还有所有党员、大学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和其他热心人士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抗疫战役中：有的利用大喇叭宣传抗疫知识，有的发放各种疫情通告，有的设置劝返岗，有的喷洒消毒液，有的测量武汉返乡人员的体温，有的规劝集聚人员，有的写宣传标语，有的撰稿和宣传好人好事，有的下载和播放相关音频文件。相互间分工明确，协同作战，责任到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为抗疫工作保驾护航。

第六，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反思。这个假期，因为肺炎疫情，全国都按下了“暂停键”，很多人都真切体会到了久违的“慢生活”，憋闷、无聊、无所事事，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这貌似悲观，却给了我们反思快节奏都市生活的契机：在生命面前，一切都得让路。于城市，盖新房子慢一点，推倒旧宅子慢一点，填埋河流湖泊慢一点，保留青山绿水多一点，或许更好；于个人，少一点加班，多一点休息，少一点聚会，多一点运动，少一点玩手机，多一点陪伴家人，或许更好。

总之，规则意识的培养，家的共同体的提升，环保意识的增强，传统乡村生产方式的回归，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慢生活”理念的倡导，都是我们收获的“硬核”，这些“硬核”将为新时期城乡治理提供强大动力。

◎袁征（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新南方GLP中心办公室主任）：为了有效防控疫情的扩散与蔓延，湖北很多地方都实施了“封城”、“封村”等举措，我想问一下，“封村”给你们村带来哪些现实困难？

◎姚华松：“封城”、“封村”等举措，基本上做到了外地人进不来，本地人出不去，旨在尽量降低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机会，这无疑对防止这些地区疫情扩散、维护民众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封城”、“封村”等措施也客观上给这些地区百姓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带来诸多影响，导致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我的观察，主要问题表现为：

首先，日常生活物资紧缺。黄冈、孝感、天门等地尤其是其下辖的乡村地区，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空心村”现象明显。对举家进入大城市打工、春节返乡的村民来讲，春节期间的所有物资均需要购买，短期居家尚可，但如果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滞留在家，生活物资的供应势必捉襟见肘。我了解到，在一些乡村地区甚至出现有人半夜偷菜的现象，生活物资的缺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我在假期期间就亲历了亘古未有的“尴尬”。

2月7日，我和母亲为准备晚餐，一起去自家菜地摘青菜，母亲正欲把一颗略带黄色的青菜切碎给鸡吃，被父亲阻拦，对母亲说：“谁知道这个病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你以后不要一次扯那么多颗了，留着慢慢吃。万一哪天，人都没有吃的，哪里还顾得上鸡啊!”母亲只要放下菜刀。

2月12日，母亲担心家里十口人不够吃，就备了五个菜，结果被父亲数落，他的意思是，吃个早餐要那么多菜干嘛？

2月19日，我拿洗脸盆打水洗脸，洗毕准备去门前菜地倒水，被母亲喊住，让我倒去室外厕所旁边的水桶里，以备冲洗厕所之用。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因为这次疫情，这是我真切的感受。

其次，生产与学习遭贻误。据了解，很多滞留在家的鄂籍或“封城”地企业主们普遍面临无法开工、订单锐减、招工困难、赔付违约金等问题，不少企业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普通打工者更是心急如焚：如今同行们虽然也受疫情影响，但已逐渐出现返工潮和回城潮，而他们只能赋闲在家，生活与心理压力非常巨大。

我和一个初中同学聊天时说：“现在这样可以好好和爸妈呆呆，融洽父子关系、婆媳关系。”他理直气壮地驳斥我：“这样子一天天待在家里，我好愁好难，我要养家糊口啊！”他告诉我，他在东莞开模具厂，已经签订的订单是5月供货（出口），现在困在家里，怎么履行合同约定？违约金怎么办？

一熊姓大哥非常沮丧地对我说：“过年前我已和一位青海西宁的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年十六开工，给他装修房子。这么好的生意，现在我却只能呆在家里，到手的鸭子眼睁睁地看着飞了，你说我烦不烦”。我的表弟小武在微信里向我抱怨：“从来没有正月十三还在家里，闲得我心慌啊！眼看两个娃上学要钱，四个老人要养要钱，老婆说开年考驾照也要钱，真是急死人了。”

心急如焚的还有我的侄子。他在本县实验中学念初三，四个月后就要参加中考。年前的期末考试，他的成绩在全年级800人中排名22，班级60人中他排名第2。这很尴尬：如果最后努力一把，得到及时与高效的辅导，他有可能冲进年级前12名或班级第1名，这意味着他有可能考入本市最好的学校——黄冈中学；但如果这次疫情耽误了他宝贵的学习时间和与老师们面对面的辅导机会，估计就只能进县一中。虽然我天天辅导他四个小时，但科目只限于语文和英语，他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盼望这次疫情早点过去，那样他可以早一天返学，回归正常的学习状态。

最后，村组等基层抗疫能力低下。我了解到，此次抗疫工作中，很多乡镇干部忙于应付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开会、发通知、发公告、统计及发布本地疫情动态等几件事上，而把排查武汉返乡人员、敲锣打鼓宣传抗疫知识、去各家各户喷洒消毒液、张贴各种告知与通知、给武汉返乡人员适时测量体温和监督村民身体状况、收集武汉返乡人员家庭的生活物资需求并代其购买等一揽子工作交给下辖村组干部和相关人员，但多数村组没有能力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基层干部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没有口罩、温度计、消毒液，怎么办？部分集聚聊天的年轻人执拗，根本不听劝，怎么办？外出代购物品产生的油费，谁买单？执行公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接触病患或疑似病例、发生交通事故等），谁负责？等等。其结果必然是，所有面向群众的工作都压在基层，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工作效果打折扣。

◎袁征：对于广大乡村的疫情防控而言，村组干部无意是重中之重，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和实施好各项规章制度，但在乡村地区，很多人并不具备很好的规则意识，很多人串门习惯了，出门要做事，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规则与管制面前，他们不一定适应。这时候会不会导致村组干部与村民之间发生口角或矛盾，你怎么看这件事？

◎姚华松：你说的很对，我想以一个例子进行说明。2月13日上午11点，一位武汉返乡者出门欲去对面山坡散步，被我父亲叫住，我父亲是村民小组组长，一个是认认真真监督执行“武汉返乡者严禁出门”的规定，一个是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在家憋闷，我就要出去散步，怎么啦”。两人发生口角。作为旁观者的我，只能劝说两个人不要吵了。自疫情发生以来，父亲需要天天外出，宣传抗疫知识，驻守劝返岗，严防有人出入，去各家各户喷洒消毒液，定时播放宣传录音，巡村劝导聚集聊天者，三天两头去村委开会，张贴各种通告，下达各种通知、要求，并上传疫情统计数据，给武汉返乡人员测体温，收集并代买武汉返乡家庭的生活物资空缺，等等。父亲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游说和劝服相关人员遵守规则，出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隐忧，多数人还是听他说、听他劝的。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大局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不遵守规章制度，不听从抗疫安排，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吵架？打架？还是报警？问题是，相互间很熟悉，在刚性规则和弹性人情方面，何从选择？

我的父亲今年已71岁了，干村民小组长已12年之久了。不是他不想卸任这个小组长，而是村里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作为中国乡村最基层的最小“官员”，父亲的待遇是600元/年。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才支撑父亲在村小组长的位置干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他一路走来，只管用心做事，凭良心做事，从来不计报酬，不求名分。父亲开展工作很难，中国千千万万个兢兢业业和勤勤恳恳的基层小组长也很难，他们需要直接面对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等千差万别的基层群众，和随时处理那些千头万绪和琐碎繁冗的事务。从乡村治理的角度，他们是乡村治理链条末端的一根根针。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但自身能力先天不足；他们责任重大，但权利甚微；他们拿着最低廉的待遇，干的活却是基层那些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事。

针对这些情况的出现，我建议：就疫情防控而言，建议把宣传工作做到更细致、更到位，并配以必要的惩处措施。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在生命的尊严面前，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最重要的原则，任何掉以轻心、自以为是和我行我素的想法都是缺乏责任心、自私和可耻的。对于那些屡劝不听、公然违抗规章制度的人，应给予罚款、拘留和相关福利削减等惩罚。就基层治理而言，亟待健全和完善基层干部队伍的权责机制，切实保证基层干部的基本权益，大幅提升他们的待遇。同时，建议适当壮大基层队伍，加强对基层人员治理能力的培训，从而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提升基层治理的水平与质量。

◎袁征：特殊时期，你怎么调整你作为父亲、儿子、老师以及乡村问题研究者等等的多重身份?据我所知你不光写了很多抗疫的文章，还辅导侄子作业，带领孩子绘画美丽乡村，你是怎么做到的？

◎姚华松：说实话，从1月18日到2月24日，这是我自高中以来在家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春节假期。但国家的抗疫政策难违，我只能遵守，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实每一天。

作为父亲，我每天花2-3个小时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或监督写作业，或讲故事，或带去田野里教他们识别各种植物、动物与村落。

作为儿子，因为我父亲刚好是小组长，需要每天忙于村里的抗疫工作，我也帮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操作蓝牙音箱，打开村广播播放疫情通告，每天午餐、晚餐与他讨论一些关于疫情的话题。我和母亲约定每天上午一起去菜地摘菜，每天下午去河里散步半小时。坦白说，在之前的任何一个假期，我都没有这样频繁的和我父母交流与沟通，我和和父母的感情得到了极大加深。

作为老师，从1月20-2月10日连续20天，我每天花接近四个小时对包括我侄子、侄女、外甥等四个小学到高中不等的学生辅导功课，具体科目是语文、英语及数学三个科目。特别是语文的作文指导方面：他们作为乡村出生和长大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写出来的作文更有乡土气息，更接近乡村发展实际，更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还和他们交心，我们一边烤火，一边吃红薯，一边坦诚交流，他们向我诉说一直以来内心的苦楚，激动之处可以泪流满面，比如“我爸爸打小对我很少鼓励，从来就是责骂”，“本来不是我的事，也没有让我做，爸爸却非要责备我没有去做”，“我妈妈就知道每天唠叨，总是喜欢比较：谁谁谁第一了，你怎么才第三；你怎么又掉下来了？你是不是又和谁谁谁一起玩游戏了”，“妈妈就知道问我的学习成绩，从来不关心我其他方面”，“爸爸说话不算话，说好了我进了年级前50名就给我买一双篮球鞋，结果我做到了，他却失信了”。作为中间人，我当然是第一时间找到孩子们的父母，当面沟通和协调，直至各自做出庄严的承诺：改变，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上课累了，我也会和孩子们带上口罩，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带他们爬山、去河里走走，出出汗，给他们随时随地讲述一些东西，随时进行讨论。比如1月22日上午，我就重点给他们讲解了我们村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咱们村集聚在对面的平地位置，但上世纪60-70年代，出于“大炼钢铁”和“亩产三万斤”的政治需要，村里的老房子都被拆除了，一是为了腾出旧村之前占据的相对平坦的地方作为农田，新村转而建在目前的山坡上；二是老房子因为年岁久远，房子的陈砖可以作为“肥料”拿去肥沃田地，从而达到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我提醒孩子们注意观察房子的结构变化：此前的房子都是泥砖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用红砖或白砖砌的楼房，楼房是那个年代娶媳妇的必备条件，此后城市化催生了打工潮，不少人选择进城定居，房屋常年空置，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空房子、旧房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心村”。我认为，这些孩子们有必要知道他们的故乡之前是什么样的，现在看到的村庄是怎么来的。我认为这是孩子们“乡愁”的重要内容。

再比如2月4日上午，我带三个孩子爬山。一路上，我们经常发现在不少空旷的山坡上有一些由几个竹竿架起来的网，网破了很多洞，下面落着许多鸟毛。我告诉孩子们这是因为一些人为了赚钱，想方设法在田野间安放丝网，用于捕杀鸟类卖给餐馆老板。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大量耕地抛荒，农村生态环境大为改观，多了不少珍稀鸟类，一些人自然打起了这些鸟的主意。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欲望也增加了，更喜欢野味了。很大程度上，人类贪欲的满足是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但其实人类也受到惩罚，比如这次春节期间肆虐湖北及其他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据称可能的病因之一是吃了野味所致。殊不知，善待动物，也是善待我们自己。据此，我希望孩子们深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在我的启发下，孩子们的作文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的一位初三学生姚熙昂独立撰写了“爷爷儿时的‘乡愁’早已不在了”并在澎湃网发表。

作为乡村研究者，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与思考，我先后通过澎湃网、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表了“家乡的田间地头与房前屋后”、“‘灯下黑’地区的抗疫工作更需要差异化的援助”、“疫情防控，乡村需要做些什么”、“一位黄冈籍学者的九点建议”、“一位黄冈乡村小组长的一天”等作品，同时也受邀参加“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圆桌】疫情下的社情民心”青年学人”的圆桌论坛，撰文并发布；受邀参与“珞珈城乡讲坛”公众号约稿，撰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一位武汉返乡者的心声”。同时，我在深访我们村8位60岁以上的老人基础上，撰写了我们村的村史（1949-1978年），我认为这对于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极有意义的事。

关于你提到的书画家乡的事，我是学地理的，我们有个学科术语叫“意向图”（mentalmap），即表达一个人脑海里的某个地方的样子，客观的地方给人们主观的感受是什么，不同人对同一个地方的感知当然是不一样的。我就想借用这个概念，看看孩子们眼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召集了村里喜欢画画的小伙伴，搬小板凳到村寨正对面的田埂上，对视村寨现场作画。我注意到，每个孩子观察事物的视角与逻辑不一样，有的关注房子的整体格局，新的、旧的、高的、矮的；有的更聚焦细节，如小轿车、东风卡车、烟囱、大黄狗、水牛、大槐树、窗户上的“福”字、端着饭碗四处串门的女人、村口抽烟聊天的男人等。我提醒孩子们对比城市和乡村景观与建筑的区别何在，乡村布局的特点何在等。孩子们答应我每次回家都画一幅关于村落的画，一直坚持画下去，我相信这样持续观察和记录同一村落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事。我还建议孩子们再画一幅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家乡，然后把两张画进行对比，看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何在，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距的产生，引导孩子们深入分析村落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根植一些乡村的概念、特征与意义于他们幼小的心田。

◎李旭（澎湃新闻编辑）：相比武汉等特大城市而言，湖北其他城市尤其广大乡村疫情面临的总体形势如何？你认为乡村防控核心工作主要有哪些？

◎姚华松：目前看，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各方关注，武汉始终是焦点。对疫情数据增长的高峰时段（1月25-2月1日）的病患数量增长率进行分析，武汉从618例增至4109例，增长了6.6倍；黄冈从122例增至1002例，增长了8.2倍；孝感从55增至749例，增长了13.6倍。

可见，其实黄冈、孝感等武汉外围地区的疫情其实也十分严峻。至于原因，我认为主要包括：虽然黄冈病患数量没有武汉多，但医疗救助资源和技术力量远弱于武汉；各地捐助的医疗资源的投放存在超大城市导向，黄冈、孝感等武汉城市圈腹地城市难以避免存在“灯下黑”现象；武汉等大城市面对突发性危机的应变与治理能力、治理经验、治理效率远胜中小城市；乡村分散布局的特性决定了乡村的宣传、动员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于发展能力本就薄弱的乡村而言是雪上加霜；广大村民对春节拜年、聚众娱乐、吃饭喝酒等传统乡村习俗更加痴迷，对相关法律与法规的认知和理解不够深入，这必然影响抗疫行动的实施效果。可见，黄冈、孝感等城市的抗疫形势，与武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乡村疫情防控的核心工作，我感觉有几点：

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及所在地区各级政府的抗疫要求与规定。对乡村地区所有道路、村、社区、小区实施严格管控；所有返乡人员不得外出，都需要居家隔离；所有外出人员佩戴口罩、勤洗手；取消各类型集聚活动；禁止走亲访友。

严格开展督查与问责。加大对乡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监督与监管力度，认真落实抗疫工作的主体责任，对于麻痹大意、落实不力、懈怠懒政的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肃追责。据悉，从1月22日至31日，黄冈全市有多达337人因为疫情防控工作不得力被处分。此举一定起到重要震慑作用，对后续的疫情防控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各地实际创造性开展宣讲工作。充分运用商会平台、乡亲会、微信群、QQ群等多渠道多载体进行宣传，拉横幅，写标语，录视频，“村村通”广播响起来，防控宣传手册到户到人，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宣传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接地气、入人心，保证宣传做到属地全域全覆盖。

针对长期滞留在家的村民可能面临日常生活物资的紧缺问题，尤其那些常年在外务工的“空心家庭”可能之前购置的年货快消耗殆尽了，各家各户不妨写明生活所需的物资名称及数量，统一由村干部代买。此外，鼓励村民在严格戴口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种植蔬菜，适度开展生产自救。

相对于部分医生推荐或网传的双黄连口服液、连花清瘟胶囊等所谓抗疫特效药物，我更加相信乡村的土方子，比如用艾叶泡水洗脚泡脚给身体消毒，在门前屋后熏艾净化环境，让病毒无藏匿之所。

对于被迫滞留在黄冈、孝感等重灾区的务工人员（如果疫情真的再持续一两个月之久的话），就业、培训、劳动保障等部门应该考虑给予一些就业与培训方面的特殊照顾。

对于在黄冈、孝感等重灾区就读或在重灾区滞留的在校学生，相关教育部门应该做好应急预案和制定尽量降低影响的弥补方案，针对初三、高三等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学生，建议出台适当而必要的支持政策。

重视并做好针对疫区居民和村民的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没有时间、精力与人力做这项工作，但疫情彻底解除后，村委、党员、其他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要做好相应的解释、说明与安抚工作。

总之，我认为关于此次疫情的治理，社会的关注不应全部集中在武汉，也应关注到黄冈、孝感等中等城市乃至县城的防疫工作，希望针对中小城市、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能给出差异化的抗疫援助。

◎李旭：这次疫情让大家春节都宅在家，据我所知好多家庭都是一大家子从外地回去老家过年的，加上父母兄弟姐妹估计10多口人，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我想问问吃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姚华松：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以我家为例进行说明。我是1月18日到家的，我的小家有4口，我弟弟的小家也是4口，加上我父母一起10口。因为父母常年在家，猪、鸡、米、油、面粉等都不缺，加上种植有四五种蔬菜，基本上，我们家的吃饭问题不用太发愁。但多数家庭不是这个样子，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浪潮下，很多村庄成为空心村，很多家庭成为空巢家庭。我们村19户人家，其中6户是赤空巢家庭，也就是说平日里家里没有一个常住人口，这意味着他们过年期间吃的喝的都需要在年前提前购置。在我们老家，多数人家会在农历年之前购买一次年货，到了正月初，再去镇上购置一次，以备宴请走亲访友的宾客之用。但今年的问题是疫情来得突然，自正月初一开始，各地实施了“封村”的措施，这导致很多人不能出门买东西。部分蔬菜可以在村里调剂，但鱼肉油盐等大件物资的缺乏越来越严重。我们村的做法是：正月初二开始，由村干部在各村微信群发布需求信息，统一集中购买，每三天收集购置一次。2月14日中午12时开始，为了配合战时管制状态的政策，镇政府要求各村人员一周内不准外出，当天上午由村干部集中收集各家户所需物资，统一购置。

但这种临时统一代购也存在一些问题，据我了解，在2月20日，我们镇的各大超市都出现了物资缺货的状态，就连腐败的食品也成为人们的抢手货，且价格比平日高出一倍以上。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疫情期间的交通管制严重影响了超市物资采购的物流通道，很多物资无法正常到货。这提醒我们，在推进“不出门”、“不出村”政策的时候，有关方面要做好相关的配套工作，得想办法解决好因为“不出门”导致的各种问题，要及时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做好相应的物资补给工作。

◎李旭：在居家隔离的状态下，你有做一些疫情认知调查吗？请分享一下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案例或案例人的故事？

◎姚华松：作为一个教授城市社会学课程的老师，我自然有一种专业意识去开展一些针对这次疫情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居家隔离期间，我通过微信语音电话的形式，先后对武汉返乡者、其他地方返乡者、留守人员和学生群体进行了关于疫情认知的调查。我的收获很大，以下是一位武汉返乡者的口述内容（我们从2月15日下午13点30分一直电话聊到15点10分）：

我39岁，在武汉搞装修，今年是第8个年头。

我腊月二十回到家，回家前的武汉街头一切正常，几乎看不到人戴口罩，与平日没有两样。

但我在朋友圈看到来自香港的一些资讯，特别是看到我所在小区群里有医生说“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我也就有了一些警惕。

此后，钟南山明确表示这个病会“人传人”，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前几天新增确诊病例过万，疫情动态里感染人数一天天增加，我愈发感觉形势非常严峻。

坦白说，我对武汉市政府处理危这次疫情的能力很失望。“不会人传人”的官方消息导致很多人像平日一样到处走，没有一丁点的警觉，等到很多人生病了去医院了，发现没有床位了，被告知回家自行隔离，然后家人也被感染了。社区的医治能力十分有限，不能等死啊，只能自己四处托熟人、找关系，去各个医院窜，其结果必然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传染源太多了”，解决的关键在于“控制传染源”。

这就像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按下去的葫芦，起来的瓢”，意思是一个东西放在水里，当其重力小于浮力时，你怎么往下压，它总是会浮起来。换言之，武汉市最初采取的一些抗疫举措本质上“治标不治本”。

我对家乡政府推行的“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出门戴口罩”等非常理解和支持。回家以来，我从来没有出门过。作为武汉回来的人，我很清楚“不出门”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家人和乡亲们的保护。

鉴于目前我回家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村里没有出现任何病例或疑似病例，我认为当下的核心任务是“不和外村人接触”。在家的日子，我基本上每天上午和下午都监督两个小孩上网课，有空的时候就劈劈柴、打打羽毛球、看看新闻、关注一下疫情动态什么的。

这次疫情对我工作的影响是100%的，我的两个娃都在读书，这一学期两个娃的学杂费、补课费等接近3000块，加上房贷一个月3500元，家里还有父母，我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不止于此，我还担心两个事：

第一，我是做装修的，当然得经常出入各个小区，对我这种工种的管理一定更加严格，小区安保的管制一定更严厉，等疫情结束后，这些影响一定会存在的。

第二，我估计即使全国都解除了“一级应急响应措施”，武汉还得持续1-2个月才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直接影响我的返汉开工时间。

当然了，这次疫情也让我感觉到我们村还是很团结友爱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全村人在微信群里很团结，大家相互提醒。比如因为前一天大雪压坏了电线，有两户人家的电断了，昨天一个电工进来村里修电线，大家都提醒断电家庭的人要戴上口罩，与电工保持适当距离。诸如此类疫情期间的生活与防护碰到的大小事情，乡亲们经常相互提醒与关心。

（2）三天前，镇里要求在未来的一周所有人不可以上街购物，村里两户人家就主动收集各家各户所需生活物资明细，开车去镇上集体采购，为村民们排忧解难。别看平日大家嘻嘻哈哈，只是表面的关系，年前的铲沙事件导致村里乌烟瘴气、四分五裂，但这次疫情，我感觉我们村的人还是很温暖的、很团结的。

总之，我作为一个普通打工的，这样呆在家里不是个事，我真的很感激所有医务人员和广大后勤人员的辛勤付出，也希望这次疫情早日结束，我好出去打工赚钱，大家重归正常的日子。

除了疫情本身之外，我们还聊到一些与这次疫情似乎无关的内容：

在汉打工期间，他需要每天五点钟就早早起床，因为他是搞装修的，带电锤、电锯等工具，坐公交、地铁不方便，他怕万一不小心碰到别人，也不想因为自己的职业装备（工具）有损大都市武汉的光辉形象（他从小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他选择每天自己骑电动车去各个工地上班。但武汉市政府规定，早上7点后、晚上7点前在跨江大桥上禁止通行电动车。从他家里到工地，很多时候从汉阳到武汉，武汉太大了，有三个“镇”，为了保证每天7点前过桥，他不得不五点就出门，冬天的武汉，五点起来，那滋味，真不好受。“7-19电动车禁止通行”的规定能否改革呢？

这些年，武汉的城市尤其是交通发展日新月异，覆盖全市的立体交通四通八达，军运会也让武汉狠狠“国际化”了一把。但另一方面，与宽大马路和花团锦簇的人造景观近在咫尺的大量被围蔽的脏乱差的地方，比比皆是；宽大马路、宏大广场等面子工程不胜枚举。尤其这一次疫情，彻底掀开了武汉的遮羞布，孱弱的城市治理能力、危机处理能力全部裸露出来。城市需要漂亮和光鲜的面子，但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让全城百姓都受益的里子。武汉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城市”，任重道远！

◎张庆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主流话语普遍认同“战疫”这样的战争隐喻，把全民齐心、上下一心的集体抗疫行动与“人民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为集体抗疫的“人民战争”确立某种必备的“战略武器”，那这个武器无疑就是“人民的力量”，在万众一心的抗疫背景下，“人民的力量”可被看作是基于群众内部生成的集体性自我能量，其中既包括基本医学素养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储备，也包括可以融洽于公共行动空间中的“心理自觉”与“文化自觉”。那么，当您走进乡村抗疫的现实田野之后，您所感受到的“人民的力量”在哪里？比如说，他们自身是否具备了足够的、防范流行疾病的主动意识和道德准备，以及是否正在公共活动空间有意识地养成（或已经养成）了科学的防护习惯，并逐步内化为更具特质属性的行为规范？再比如，在乡村抗疫的现场，您所观察到的乡村基层组织过程与组织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宏大“人民战争”的社群寓意？

◎姚华松：我也注意到这个词“战时管制”，我们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于2月13日发布了“浠水县全域实施战时管制的紧急通告”，决定从2月14日中午12时起，在浠水全域实施战时管制，具体要求：严格实施全域战时封闭管理；严格实行全域战时交通封孔；严格实行全域战时管制措施；严格实施全域战时处理机制。个人对“战时管制”的解读，“战时管制”是对本次疫情防控最高要求的表述，较之于从前在各方面都要求更高，“严格”和“全域”凸显了管制的广域性与严肃性。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是，2月14日中午12时起，我所在的镇不允许任何车（包括农用物资饲料车、生活物资采购车）出村，镇街道将封闭，要求所有店铺关门，各村派1-2台车采购完全村一周的储备，确保7天之内不缺物资。这直接导致当天上午我镇超市的所有生活物资抢劫一空。“战时管制”的运用，很大意义上给那些麻痹大意的干部、村民敲响了警钟，从思想和行动上进一步巩固了抗疫的成果。但字面上理解“战时”二字，意识是像打仗一样，至少需要能战善战的将士、足够的作战武器与装备、充足的后勤保障等，但农村的现实状态与此相距甚远。你所提到的足够的知识与技能，足够的主动意识与道德准备，科学的防护习惯，乡村的组织能力等，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很难做到。很多乡村只能做到被动防疫，即严防死守，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就将士而言，我们黄冈地区仅在1月22日至31日期间，就有多达337名干部因疫情防控工作未到位而被处分，“将帅”和干部们的抗疫能力、组织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可见一斑。很多基层干部尤其是村组一级的干部，多是留守老人担任，根本没有多少能力去应付突如其来的疫情，思想上或许重视，但抗疫行动上，游说能力上，配合上面要求的各种工作上，没有办法胜任。

就我所在的村而言，下设9个村民小组，其实5个小组长连手机微信都不会用，他如何做到每天拍照、上传相关本村疫情数据呢？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在抗疫队伍中，我们的大学生、高中生、退休人员和村落爱心人士等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说白了政府一直在主导抗疫事件的处理与解决，但社会的力量非常缺位。就抗疫物资而言，更是缺乏。因为全国都存在口罩紧缺现象，可以想象，到了农村基层乡镇、村组，可以拿到多少口罩、消毒液等物资。据我了解，这些物资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下拨和本县自筹，但其数量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抗疫物资需求，只能通过社会力量，民间爱心人士捐助的方式补给物资。哪来的物资怎么分配？当然是优先供给各医院、各级政府领导和干部，真正到村组层面少之又少。道理很简单，抗疫物资一定按行政级别的高与低、专业人士到非专业人士的规则进行供给与分配。就后勤保障而言，在抗疫规定下，村民们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很缺乏，很多基本的物流通道被锁死，很难保证后勤及时补给。

换言之，“战时管制”更多是一种最高等级的被动抗疫表达，对广大党员干部和村民起到一种震慑和警醒作用，以最严苛的表达方式要求广大人们做到“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从根本上，“战时管制”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安排，如同“封城”的策略一样，这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即所谓“集中力量做大事”，抗疫当然是当前的最大事。但这种安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意识、法治社会以及百姓日常生产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总体上，我希望这种特殊的政策安排可以尽量少一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取类似特殊政策，也希望这一政策可以早一点结束，尽早完成其生命历程。

◎张庆鹏：乡村疫情防控中，儿童青少年既是亲历者，也可能是参与者，他们可能未必像城里孩子那样，只是在家接受在线课程训练。相对而言，乡村的儿童青少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环境的变化。从社会教育的角度看，您认为成人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怎样引导乡村少年走进这场鲜活真实的社会教育课堂？

◎姚华松：别说青少年，就是我父亲那种71岁高龄的老人也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所以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是一次鲜活真实的社会教育实践机会。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我先后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机和村里的孩子们、青少年讨论了以下议题：我们之前是怎样过年的？今年为何而变得不同？差别在哪里？我们之前洗手的频率是？今年春节期间是？为何我们不能吃蝙蝠等病毒宿主们？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人地关系？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贪婪是人的本性吗？应该不应该克制？

我还和他们交流，为何我小时候可以经常看到各种斑鸠、蛇、乌龟、螃蟹，为何现在难觅其行踪？我小时候的河流是一大河水，轮船来来往往，去河里挑水吃，去河里洗澡和睡觉，现在为何这一切一去不复返？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变化？我还重点和年轻人及孩子们分享我对村史的研究，详细和他们分享了我们村落自1949年至今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他们对家乡的过往有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我详细询问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这么长时间相处，有没有出现什么矛盾？具体是如何化解的？我也问询了他们面对第一次有这么多空闲时间里，应该如何合理安排他们的作息时间？

总之，我希望通过我的各种努力与身体力行，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对人生、社会、自然与生态的理解与认知。藉此，或许我们可以收获很多“重新发现乡村”、“重新发现城市”、“重新发现社会”、“重新发现自然”和“重新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