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琶视点||李强：“我的姐姐”: 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

“除了出生在一个富有、高知家庭外,对男孩最好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一个姐姐。” (Tang, 1981: 886)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促进性别平等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家庭中男孩偏好现象仍相当普遍。男孩偏好的突出表现是在高胎次中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2015 年间我国头胎的出生性别比约是108:100,基本与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持平,且历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第二胎、第三胎及以上胎次却显著高于正常的性别比,尤其是第三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自 1995 年后一直稳定在较高位。

  虽然大量基于家庭之间的对比研究表明男孩偏好与女孩的一系列健康状况相关,但是,基于家庭之间的比较并不是总能发现男孩与女孩的健康存在显著的差异 (谭琳和宋月萍, 2006)。不同家庭之间的男孩与女孩标准化身高差异并没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即虽然男孩偏好现象仍相当严峻,但男孩与女孩的身体健康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男孩偏好实质上是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父母通过非对称资源转移——牺牲女儿的利益来满足儿子的需求(Li et al. , 2010),其原因主要缘于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因素(Qian, 2008; 林莞娟和秦雨, 2010; 吴晓瑜和李力行, 2011; 张川川和马光荣, 2017)。男孩偏好不仅不利于女婴的存活(Bandyopadhyay, 2003; Fuse and Crenshaw, 2006),而且对其身高(Songand Burgard, 2008; 宋月萍和谭琳, 2008; Barcellos et al. , 2014; Jayachandran and Pande, 2017)、母乳喂养时长( Jayachandran and Kuziemko,2011; Hafeez and Quintana-Domeque, 2018)、必要的免疫接种(Almond et al. , 2013)等其他健康状况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如果父母有男孩偏好,那么已出生孩子的性别不仅会影响其他孩子的性别,还会影响潜在额外孩子的存在(Peter et al. , 2018),这说明如果父母有男孩偏好,那么同胞的性别和数量都是内生的。而且,只有在家庭中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时,父母才可能偏好男孩。若仅有男孩或仅有女孩,父母都无法在家庭内部转移资源以偏好于男孩,即男孩偏好一定是在家庭内部某种同胞性别结构中发生的。因此,父母男孩偏好及其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问题,“与同胞数量、出生次序以及性别问题相互交织” (宋月萍和谭琳, 2008)。

既有文献识别男孩偏好的策略是,利用头胎性别的外生性,将头胎男孩(B)与女 孩(G)间的健康差异判定为男孩偏好效应,例如 Barcellos et al. , 2014; 林莞娟和赵耀辉, 2015; 殷浩栋等, 2018;廖丽萍和张呈磊, 2020。 使用头胎样本的优势是头胎的性别是外生的,但也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虽然都是头胎,但男孩与女孩的健康可能本身就存在性别差异,与男孩偏好无关;其二,若能从头胎样本中发现男孩偏好效应,则对非头胎样本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也应该有类似发现,否则就存在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解释为男孩偏好,例如还存在诸如长子效应等其他可能的解释。因此,识别男孩偏好效应,本质上要求从家庭内部同胞结构切入,剔除同胞数量、出生次序和同胞性别结构中少数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并解决识别过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家庭内部同胞性别结构的新颖识别策略:在其他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比较二孩户家庭中长姐有弟弟(GB),相对于有妹妹(GG),对其健康 的不同影响,来识别男孩偏好效应。但由于父母可能选择第二胎的性别,本文使用同村/ 社区其他家庭头胎男孩的比例作为长姐是否有弟弟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男孩偏好常表现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家庭层面,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男孩偏好通过社区、村内的男孩比例对家庭层面父母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同村/ 社区其他家庭的男孩比例越高,表明其他家庭中父母的男孩偏好程度越强。因此, 同村/ 社区其他家庭的男孩比例与自家中长姐是否有弟弟显著相关。由于头胎性别是外生的(Rosenblum, 2013),我们使用同村/ 社区头胎男孩的比例作为长姐是否有弟弟的工具变量。本文的工具变量满足成为有效工具变量的三个条件:第一,由于头胎性别的外生性,其与残差不相关;第二,由于社会压力,其与长姐是否有弟弟相关;第三,同村/ 社区其他家庭头胎男孩的比例与长姐的健康并不直接相关,它仅仅是通过影响长姐是否有弟弟从而对长姐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对缩略式而言是多余的。

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有弟弟,相较于有妹妹,显著降低了长姐的身体健康水平。通过反事实检验本文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释,结果表明给定同胞数量,男孩偏好确实损害了女孩的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的男孩偏好效应相对较强,且大龄女孩受男孩偏好的影响更大。本文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基于同胞性别结构提出了一个识别男孩偏好效应的新方法。虽然男孩偏好现象司空见惯,但识别男孩偏好的因果影响却相对较为困难。既有文献要么仅使用头胎样本识别男孩偏好,要么在使用多胎样本时忽略高胎次性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运用二孩户家庭长姐样本并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比较有弟弟和有妹妹对长姐健康的不同影响,较为巧妙地识别出男孩偏好效应。其次,“同胞性别结构在男女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非对称性”(郑磊, 2013),本文对男孩偏好的识别策略可算作是对解开该复杂性的一次初步尝试。最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与“资源稀释理论”之外,同胞的性别结构也对子女人力资本有显著的影响,在东亚国家若父母特别偏好某一性别时更是如此。总之,本文将同胞数量、出生次序、同胞性别结构相结合,边际上发展了男孩偏好文献。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从实证上复制既有文献识别男孩偏好的结果并探讨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探讨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行稳健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进而探讨男孩偏好对长姐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本文估计了男孩偏好对长姐身体健康的影响。已有文献将头胎男孩与女孩的健康差异判断为男孩偏好效应。本文认为该假说如果成立,那么妥善地对非头胎样本回归后也应该有类似发现,否则就存在外部有效性性的问题。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对非头胎样本的复制结果显示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健康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揭示出既有文献在识别男孩偏好效应过程中可能混淆了同胞数量、出生次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识别男孩偏好效应,本质上要求从家庭内部同胞结构入手,剔除同胞数量、出生次序和同胞性别结构中少数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并妥善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估计。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家庭内部同胞性别结构的新颖识别方法:比较二孩户家庭中有弟弟,相对于有妹妹,对长姐身体健康的不同影响。由于将样本限定于二孩户家庭中,本文排除了同胞数量和少数性别的影响;由于研究对象都是长姐,本文剔除了性别本身上的差异。但由于父母可能选择第二胎的性别,本文利用头胎性别的外生性构建同村/ 社区其他家庭头胎男孩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发现,在其他情况均相同条件下,相对于有妹妹,有弟弟显著降低了长姐身高。既有文献发现在教育方面,14 岁(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父母一般会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男孩偏好(Song et al. ,2006)。本文发现说明,至少在健康方面,男孩偏好效应很早就显现出来了。作用机制上,与既有文献不同,本文暂未发现医疗保险、母乳喂养、儿童照料等差异是男孩偏好影响长姐身体健康的渠道。男孩偏好作用于长姐身体健康的机制还有待继续深入挖掘,以期为公共政策着力解决男孩偏好问题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政策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家庭变迁等多重因素叠加给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带来了“照顾危机”。不仅如此,本文的发现说明,男孩偏好致使女孩在照顾危机之下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国家除了应在宏观公共政策上促进性别平等外,还应该建构一个支持家庭、投资儿童的微观家庭政策体系。这将有利于我国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挖掘性别平等的红利作为替代,也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人民获得感。

引文参考：叶昱利、李强、冯群娣 .2021.我的姐姐: 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J].公共管理评论、3(4)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秘书长李强为通讯作者。该文系第二届“面向高质量的写作：编者与作者的对话”会议讨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