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2期

疫情之下的经济展望

【编者按】病毒与人类共进退，灾难与文明共成长。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从武汉波及全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紧张和高度关注。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0年2月26日上午，珠江会讲第2期，《南方治理评论》编辑部和微群部落“伶仃洋智库”成员特邀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和元先生就“疫情之下的经济展望”进行了访谈与对话。

◎陈玫（华盛一泓投资公司董事长）：很多经济分析师会拿当下的新冠肺炎与非典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做比较，以此来预测此次疫情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您认为二者有可比性吗？

◎韩和元：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抑或是这次的新冠肺炎，都属于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这类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有着这样一种共性，那就是它不仅会导致大量的患者死亡、降低大量患者的劳动能力，同时还会耗费大量的医疗成本和各种间接成本，从而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首先表现为，因担心暴露于公共场所或与人接触，从而增加感染的几率，事实上无需政府出台相应的政令，在正常的理性原则下，人们一般都会倾向于减少外出。这样以来，一方面表现为民间消费会为之骤降，另一方面表现为制造业将减少生产。也就是说，疫情不仅对旅游、航空运输、餐饮住宿等各种服务业造成了巨大打击，导致人们的消费信心下降。同时也会抑制生产。

这次的疫情自然也不例外。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维护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防止疫情大面积地传播扩散，各地纷纷出台措施，要求辖内网吧、歌舞厅、影院、洗浴（足浴）中心等公共场所全部关闭，停止运营，取消各类大型集会和公众聚集性活动。同时，很多地区更是采取封锁管理，人员往来严重受到影响，春节期间返乡的工人，无法返岗。同时受制于口罩、消毒水等医疗物资的供给不足，很多企业无法复工复产。据此，我们推测认为，就像2003年非典时期一样，受疫情影响，我国的消费和生产都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下降。

这是二者的同质性，但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导致这种异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时过境迁”。

第一，外交环境不同。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我国才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年半不到，且当时美国的主要精力放在伊拉克战争上——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于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中国的非典疫情与伊拉克战事基本是同一时间。为争取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对其予以支持，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态度较为友好。反观今日，中美之间的关系，固然算不得全面交恶，但绝然算不得融洽，就是持续了近两年的贸易战，事实上也只是处于技术上的暂停状态而已。

第二，人口周期不同。2003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人口红利大周期。而如今，随着人口快速的老龄化，中国事实上已经步入了我所指称的“人口赤字大周期”的前夜。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阶段不同。2003年时，作为欧美消费国最为主要的供给方的东南亚诸国，还没完全从98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走出来，欧美等消费国亟需寻找新的供给方，外需势头强劲。而当时的中国，在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有着巨大优势。于是，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大量的港资、台资、日资、韩资乃至欧美资本，开始涌入中国。同样是时过境迁，如今横亘于我们面前的却是：“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一个事实。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周期不同。2003年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公路方面：至2003年年初时，中国公路总里程176.52万公里，其中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2.3万公里。而截至2019年，中国公路总里程已达484.65万公里、高速公路达14.26万公里。铁路方面：至200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1898万公里。2018年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2003年之前，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投资不足，如今虽不能说投资过剩，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可投的空间确实不如2003年时。

第五，房地产周期不同。“非典”时期，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可以说，当时就是房地产的霍伊特周期的起点。反观当下，首先霍伊特周期已经走了20年，按照18.3年左右为一周期来看，现在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更为重要的是，这20年来，我国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弊端也开始显现。由于长期以来房价的上涨，已经带动了企业的用地/租金成本的快速上涨。有关数据显示，早于2014年，深圳的企业，其用地和租金成本已经占到其总成本的30%。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当下，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一个攸关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房住不炒”的原因。

简单来说，2003年时的中国，无论是外交环境、国际产业转移阶段，还是人口周期、基础设施投资周期和房地产周期等因素。都决定了当时的中国经济，上行的动能很强。反观当下，无论是外交环境、国际产业转移阶段，还是人口周期、基础设施投资周期和房地产周期诸因素。又都决定了，我们经济的下行动能更强。除此之外，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决定了2003年时，我们在货币政策上的腾挪空间，也比现下要更的大。

◎梁成（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办事处调研员）：你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有哪些具体影响？

◎韩和元：正如前面所论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冲击力和冲击面，都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国内方面：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非典疫情发生时，全球经济普遍向好，而且我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还在享受“开放”带来的红利和使用廉价劳动力转化的人口红利，这些为中国在疫情结束后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反观现在，我国不仅已经失去这两大红利，还对内面临结构调整的压力，对外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压和包括越南、印度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从国际环境来看，为制约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贸易保护风潮日渐盛行，而且我国还需要落实年初签订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确实给我国经济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如果疫情没有得到真正控制，社会经济秩序无法全面恢复。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确实会很大。首先看消费方面：在我国现在的服务业和消费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大幅上升。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早于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高达58.8%。到2018年时，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更是高达76.2%。其中，服务消费占中国民间消费的比例高达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30%以上都要依靠民间服务消费。也就是说，就当下而言，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远高于2003年“非典”时期，成为在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部门。而在疫情影响下，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三产业，其中涉及“吃、游、看、运、学”的行业受影响最大。餐饮业近几年来都是一个超过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平均一个季度就是一万多亿元人民币，一季度起码1/2时间不能外食和聚餐，餐饮业一季度起码有5000亿元左右的经济损失。旅游、电影、酒店、影视等行业遭受重创，展览、交通运输、教育培训等都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今年春节的消费，已经比去年减少了7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也较大。反过来就业又将直接影响消费；其次来看投资方面，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影响，再加负债增加，导致投资信心下降。在这种背景之下，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让这种现象持续更长时间。此外，忧心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停产停业，外国人直接投资也可能会有所减少——本来受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持续上涨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渐失去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魅力。受疫情影响，很可能会导致针对中国的新增外资投资进一步减少。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形势可能要更为乐观一些。为此，我们预计今年2月，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会大幅下降，对比前一季度的增长率，甚至可能出现负值。我们预计，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到5%以下。但如果能够保持近几日的这种防控趋势，在4月份（现在看，大概率也得四月份了）社会经济秩序能够全面恢复正常，对年度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原因在于，能够于短期内受控的疾病等灾祸，虽然会对短期的市场需求和生产造成巨大影响，但不会影响到一国根本的增长潜力。灾难结束后，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在内在动力的牵引下回到原来的轨道，带动经济重新回升——疫情平息后，之前被压抑的投资和消费更是会报复的恢复。就消费的报复性恢复，大家已经有所认识了：各地的解封令一下，人们蜂拥而出，市场和餐厅便挤满了人。此外，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能带动经济快速复原。因此，这次疫情虽然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预计在疫情结束后，中国的经济仍会迅速恢复上升势头。

再来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所赖以栖身的这个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变得殷实起来，这些开始殷实起来的家庭，对生活质量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旅行尤其是海外旅行，就是这种要求的一种具体体现。携程的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长假期间，我国约700万人次选择了出境游，这些游客从近1296个海内外城市出发，到达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1372个城市。在“买买买”模式下，按人均消费 10000 元计，短短几天的假期，这7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就为全球其它国家，贡献了大约 700亿人民币的消费额，为不少目的地国家的旅游、经济和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第一波冲击，就体现在春节假期期间，对其他国家的旅游及其他消费上。譬如，日本就认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已经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旅游业。日本旅游业协会2月3日表示，从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暂停团队出境旅游至3月底，预计取消赴日旅游的中国团体游客可能超过40万人，游客数量不及往年的半数。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自由行游客和乘坐邮轮来日的中国游客。因此日本旅游业协会认为，实际取消人数将会超过40万。受此影响，春节期间日本大型百货商场免税商品销售额比下降两位数，旅游、航空等行业也遭受重创。以至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日本政治的重点议题。据《日本经济新闻》2月4日报道，日本朝野各党花在新冠肺炎上的质询时间占整体的23.4％，超过预算与经济（16.7％）和安倍主办的“赏樱会”的问题（10％）。

此外，表现在国际产业和供应链上。近年来，国际产业分工与专业协作不断深化，如今整个世界俨然成为一根联动的链条。在这样一根链条上，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整个链条都将受到影响。至于产业链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将是第二波冲击。

首先表现在供给方面。美国零售行业领导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超过41％的服装、72％的鞋类和84％的旅行用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不独终端市场如此，事实上中间环节也同样离不开中国。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以前在中国工厂生产产品的跨国公司，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正在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越南。但由于越南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产业链还不完备，很多企业在越南已经生产多年，但是很多元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也正是基于此，从2018年开始，在美国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的同时，中国也成为越南的最大进口市场。事实上，中国早已在智能手机、计算机和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造着从墨西哥到越南的工厂，所需的某些原材料和零部件。

再来看需求方面。首先来看看能源：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对石油的消费也不断增加，到2018年我国原油的消耗量达6.51亿吨，其中4.62亿吨来自进口，稳居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石油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其中，沙特、俄罗斯等主要的石油生产大国，占据了中国进口量一半以上；

再来看看原材料。2018年，中国消耗的铁矿石约为18亿吨，其中约10.38亿吨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就高达7.24亿吨（2018年），约为同期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7成。从澳大利亚角度来讲，中国无疑是其铁矿石的最主要买家。2018年，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铁矿石总量超过了9.15亿吨，其中接近80%的份额都运到了中国。智利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国，铜矿石及精矿的出口额占世界总数的29.1%，精炼铜阴极出口额占26.6%。而中国则是智利铜的最大进口国，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中国从智利进口的铜矿石，长期维持在该国铜出口量的40%左右。

此外，还有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元器件及机械设备的需求。

最后来看看终端消费需求方面：安永会计事务所于2018年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汽车市场是德国汽车公司最重要的市场。德国车企的销量，近40%来自中国市场，分析认为德国车企对中国车市会更加依赖。事实上，不独德国车企，就是美国车企也是如此。譬如2019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就超过了美国。而麦肯锡咨询公司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于2018年共消费了金额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的奢侈品，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近三分之一。

……

基于这样一条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稳定的价值链，如果疫情持续，不独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智利等能源国的出口将持续承压，就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将承压——疫情将会导致，中国的工厂减少进口机械、零部件的订单，减少从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口电脑芯片，减少从德国和意大利进口工厂设备。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将减少对美国和日本的电子产品、德国和美国的汽车、意大利和法国的奢侈品的需求。而这无疑将会搅乱全球供应链。

正是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疫情持续，那么全球都会为之追问如下几个问题：

（1）沃尔玛超市缺的商品谁来补货？

（2）沙特、俄罗斯的石油谁来买？

（3）澳大利亚、巴西的铁矿石谁来买？

（4）智利的铜矿谁来买？

（5）日本、韩国、美国的芯片谁来买？

（6）美国的苹果手机、德国的汽车、法国意大利的奢侈品谁来买？

（7）越南等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国的工厂的原材料、元器件谁能提供？

简单来说，2019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已从非典时期的4.3%，大幅提升到目前的15.8%；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从当时的4.3%，大幅上升到11.7%。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去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4%，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也从2003年的2000万人增加到去年的1.6亿人次。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市场和服务消费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基于此，可预见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独中国“生病”，世界经济都将不可避免的打喷嚏。尤其是在这条价值链上，对中国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智利、韩国等国的经济增速、汇率和股市都将受到影响。

当然，无论是对国内还是世界经济的影响大小，最终主要地取决于疫情受控所需时间的短长。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独要看中国，还得看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各些主要经济体。因此，在一定程度而言，于疫情未完全受控之前，预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说实在的还为时过早。不独经济学者，甚而连传染病学专家，都无法预判全球疫情发展情况的变化这一核心变量。

◎蒲火元（广州市智慧治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疫情之后政府可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

◎韩和元：2020年对我国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今年不独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预计在延期举行的今年两会上，中央将重点强调保就业、稳增长、促发展；我们预计中央会允许今年的GDP增速降到6%以下，但基于原定的2020年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设定在5.5%以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会实行比去年更为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和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降低利率，并向货币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刺激消费，刺激总需求。

财政政策方面。基于我国政府部门整体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且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很低，短期债务占比也较低，这些为我国提高财政赤字率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预计，今年的财政预算中，财政赤字率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有望提高到3%。

货币政策方面。相对于降准，今年动用降息的可能性更大。基于的理由是，疫情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流动性压力，还有更大的经营成本压力。为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这里主要体现为融资成本），降低利息显然要比降准更具积极意义。且就目前而言，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利率水平相对偏高，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且降息的方式有多种，譬如，可通过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可通过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逆回购利率等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进而降低贷款实际利率。

我们甚至认为，为补偿疫情造成的损失，中央甚至可能采取比上述预判尤甚的扩张性政策。当然，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为确保疫情扩散，政府不太可能启动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

◎肖世杰（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员）：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危机？

◎韩和元：就这场疫情而言，对中国最大的危，我们认为在于，可能造成逆全球化意识的深化。这两年时间里，国际产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先后两轮，受到中国因素影响——先是中美贸易摩擦，后是如今这轮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让国际社会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风险实在是过大。已经使得国际产业转移加速。而当下的疫情，更是让大家意识到，基于国际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价值链，虽然获得了李嘉图所指的那种比较优势，但也存在巨大风险。譬如这次的疫情，就足以向世人表明，只要这个价值链条中的任一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足以令整个产业链为之停摆。

作为国际大分工的典型案例，疫情下的全球汽车业正面临一次沉重考验：在海外，跨国整车厂生产线被迫停工；在中国，外资零部件厂商忧心海外供应链断裂。截至目前，现代、丰田、日产、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多家大型汽车企业，均出现因疫情中国供应商无法正常复产，导致零配件缺乏，而令工厂被迫停产的情况。随着韩国、日本疫情失控，在未来不排除全世界范围内，将出现大量的电子厂商，因为缺乏来自韩国、日本的芯片或其他精密元器件的供应，而不得不停产的可能。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很可能出现如下这种情境：很多国家开始逐步小农意识化——试图建立起一套搞大而全的体系，不依赖于他国产能，自产自销，以此来规避因为价值链端分散而造成的全产业链停摆的风险。这不仅颠覆了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理论，更令国际产业分工将不复存在。当然，这种风险不独只是中国一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而至于中国，当前最大的危，则在于我们在前面所预判的那种双扩张式的应对。长期以来，我国政学商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而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会造成通货紧缩，带来经济萧条。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政府大力推动政府投资，货币供应增速惊人。

那么，这种应对是否有效呢？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Mises）早于上世纪20年代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一书里，他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而弥尔顿.弗里德曼也于1990年代指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只有到了后期，刺激的负面效应才显露出来。无可否认，在短期内，余永定所建议的双扩张政策，无疑是积极的、正面的。譬如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就于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促进了就业。但问题却在于，这种短期有效，却是建立在有损于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之上。

反观，另一种相对的应对之法，即反扩张的乃至从紧的应对，如：英国于1719年开始启动的金本位、如美国国会于1866年4月通过的《紧缩法案》、如1979年开始的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却是另一种景象。无可否认，在启动紧缩政策之初，经济都会随之下行乃至“衰退”。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的是，“衰退”之后的经济表现——当年的英国正是在1719年英国启动金本位后20年时间里，爆发于那场深刻的影响着人类进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同样，在1866年美国启动《紧缩法案》后，美国迎来的不是大萧条，而是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外，沃尔克的大紧缩，不仅使得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最终被扭转，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发展，以及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也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从这可见，短期的“衰退”，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种所谓的“衰退”，正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被激活启动，是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的一种相应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出清“僵尸企业”，从而使得大量滞留在僵尸企业那里的有限资源，得以重新优化配置。事实上，它是由经济体中高效率的元素，所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所终结的只是由虚假繁荣而带来的扭曲。“衰退”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过程，如同瑞雪终结了害虫，可以带来丰年一样。当“衰退”一旦结束，发展也将更为健康。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启动，这种“衰退”固然对旧方法、旧产能造成了毁灭，但同时却也迎来了对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创新和新的产业革命就此而出现。也正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企业和社会经济才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中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双扩张式应对，根本就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可成为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如何应对短期困难才是要紧之事——的应对。这种应对值得担忧。因为，这种政策虽然短期有效，在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它会固化既有产业结构，而令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计划，被短期的困难所搁浅。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而这两年时间里，国际产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先后两轮，受到中国因素影响——先是中美贸易摩擦，后是如今这轮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这已经让国际社会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风险实在是过大。可预的是，伴随着疫后逆全球化进程而来的，将是国际产业转移再次加速。

所以，就疫情过后的中国，不独要思考保就业、稳增长，更要尽早思考如何应对这种趋势，尽早思考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以因应这种趋势。毕竟，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并非其他国家无法取代。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趋势，只是一味地路径依赖，重复过去的双扩政策，来保增长、顾眼前利益，来固化既有的产业结构，而不是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我们很可能将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形势下，中国很可能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新兴工业国加入战团，而使得国内产业更加疲敝。也就是说，由于产业结构不能实现转型，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我们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从而尴尬的卡在了中间。

◎肖桂来（《广州日报》记者）：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因应这场疫情？

◎韩和元：既然持续的货币和财政双扩张之路，无益于中国经济长期的战略发展需要，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首先，需认识到是，除货币财政双扩张之外，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很多。就经济的增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院长陈潭教授曾将其细化和扩展为这样一个模型：G=I[MPT]。在该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I代表制度，M为市场，P为人口，T为技术。陈教授认为“发育完善的市场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人口要素是重点，技术要素是关键。而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如该模型和我们在前面所论的，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还很多，譬如改革以此来提升I，即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

其次，需要降低逆经济周期的双扩张政策的频次，通过顺周期的“衰退”来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实现大创新，并以此来提升技术也就是陈教授所指的T的进步，正如前面所述，这种应对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最后，政府应全面减少企业成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的降低赋税和地租。正是基于此，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应从降低税负、用地成本、社保成本、用电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全方位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嘉宾名片】韩和元（1978—），湖南怀化人，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先后服务于美资投资公司和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分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政策顾问。主要从事货币政策、金融行为与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告别恐慌》《通胀的真相》《通向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为何总是如此疯狂》《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等著作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