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44期
疫情之下的社会成长
【编者按】病毒与人类共进退，灾难与文明共成长。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紧张和积极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0年秋季研究生课程《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前沿》举行了“疫情之下的治理反思”的课堂Seminar，21位公共管理2020级硕士研究生同学各抒己见，观点纷呈，受益匪浅。
◎彭智邦：今年年初，正值新春佳节之际，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降临在中国大地，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在不同程度遭到了感染。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社区组织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社区在危机与灾害事件中能够起到良好的阻抗性，降低危机与灾害面前的社会脆弱性，尤其是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在疫情发生的不同阶段开展有效的治理行动。但在抗击疫情中随之而来的一些如物资短缺、人员配置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平等问题也反映了基层社区组织的不足。在总结新冠疫情经验时，有必要对基层社区组织的在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背景下的治理效能进一步省思。
从组织人员配置来看，基层社区组织工作人手短缺，社区工作人员不仅要对进行社区进行全天性的封闭式管理、挨家挨户的进行排查，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也增加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从组织物资配置来看，基层工作人员面临医用防护物资紧缺的问题：口罩、酒精、防护服等医疗物品由于生产率较低、储备不足、民众哄抢等原因而出现短缺的现象。防护用品不足不仅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风险，还激化了民众的恐惧与焦虑，这无疑对疫情下的社区治理增加了难度；从组织人员专业化程度来看，社区工作人员基层自治组织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和亟待提升，社区工作者不仅需要熟悉社区、懂社区工作规律和方法，还需要有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增加工作效率；从组织角色地位来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下沉导致基层自治组织定位模糊，一方面，基层社区组织既是信息传递者，起到承接上级和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组织动员者的基层社区组织需要足够资源和能力去承担上层任务。这种集行政和自治职能为一体的社区治理形态在实践中容易出现许多模糊不清的地带，不利于政府行政形象的有效表达。
我们认为，首先，为解决社区层面人手紧缺，政府需要出台具体政策，吸引相关专业人才来扩充基层社区的队伍；其次，鼓励基层自治组织人员积极参与培训，提升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完善社区居民信息、进一步推动智慧社区建设，可利用大数据来记录有特殊需要的群体，以便予以及时、精确的援助。最后，要明确社区自治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位与职责。基层社区组织既承担着协助政府工作的行政任务，又有其作为自治组织的自治性，行政性和自治性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两大特性。在此基础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要明确自身定位，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要做好危机的疏缓、准备与预警，及时的处置和救援以及后续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仇春妹：在本次新型肺炎疫情抗击中，我国充分展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主义显著的制度优势，但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也暴露出当前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对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关爱保护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讲话中指出，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需特别关注困难群众，加强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事件。然而，疫情防控中存在的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服务鸿沟问题：
一是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照应。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政府防控工作压力大，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包揽所有工程；因此，不免会忽视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湖北省黄冈市16岁脑瘫少年鄢成因家人隔离缺乏照料而不幸身亡，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80名医患人员发生院内感染。这几个事件一爆出，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可见，如果不及时对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做出回应，很有可能会发生悲剧性的事情。
二是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的救助预案没有得到明确。相比普通人，这两种困境群体抵抗疫情的能力较弱，疫情信息获得、基本生活物资需求、防控物资保障、就医等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本次疫情发生前，国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高风险群体的预警预案和应急救治极少有规范性标准或细则。以鄢成事件为例，如果残障人士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且监护人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怎样的救助，若不幸发生了类似的悲剧性事件，谁是事件的责任主体？发生鄢成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社区层面建立起针对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的照护服务体系，包括开展定期访视和分类照顾。因此，很有必要分层分类制定困境群体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和操作指南。
三是多元治理主体间未能有效协同联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多元治理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一些治理困境，需要进一步突破，尤其是在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的服务问题上。一方面，政府防控压力大，在非常态时期无法包揽所有工程，再加上政府本身缺乏专业的能力，对这些群体的照顾政策落实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的社会组织在抗疫中存在缺位问题，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再者，居民参与不够。实际上，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居民是比较了解的，居民积极参与到服务这些群体的工作中，能够有效跨越服务鸿沟。政府应该在社会上营造互帮互助、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氛围，通过各种媒体和社区自身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群众了解这些群体在文化心理方面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以唤起公众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健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居民参与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效联动起来，才能共同突破服务困境。例如，武汉专门服务听力障碍者的公益组织“手语者”把疫情的权威信息翻译成手语，发布给听力障碍者。“抗击疫情残障支持网络”召集了170位义工，提供调研需求、整合捐赠物资、与社区对接、心理疏导等服务。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中回应民生需求、弥合社会矛盾、迅速灵活有效等优势，这些良好实践也将为今后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政社协同和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提供了参考。
四是“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有点过激。疫情防控要坚持科学防控、分类施策、精准施策原则。疫情期间，为了跟踪溯源，精准防控，全国各地推行健康码的使用，车站、机场、地铁站、商场、社区等公共场合必须有健康码才能进入，但是很多孤寡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没有健康码；因此，对他们来说几乎断绝了所有与外界来往的渠道，无法出行，基本的生活物资也得不到保障。对此，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些困境群体的特殊性，出台相关政策，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照顾。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对孤寡老人、残障群体的服务管理也是一次系统的“压力测试”。面对疫情，是采取“群体免疫”“将呼吸机让给年轻人”，还是“坚决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这是严肃的人道拷问。为此，我们需要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和工作机制上深挖孤寡老人和残障群体相关领域社会治理短板所在，不让已经犯过的错误再犯第二次，不让用健康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湮灭在历史中。
◎瞿秀：在疫情治理中，纪检监察几乎是第一时间介入治理过程。它对监督客体几乎是全程跟进，显示出了引人瞩目的积极性。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连串引起舆论抨击的事件，纪检监察进行了及时的处置与回应。比如，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对此，湖北省纪委监委率先发布消息：针对反映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湖北红会专职副会长被免职，党组书记受警告。纪检监察机关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及时回应，有效舒缓了公众情绪，为疫情治理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纪检监察监督是新冠疫情防控运行不可或缺的督促、纠错和正轨力量。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的生命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监督。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法治体系的诸多短板和弱项，最要害的是某些公共卫生职能失职渎职以及某些地方“关键少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沉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地强化纪检监察监督机能，确保党和国家疫情防控的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落实到位。
目前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好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需要切实统筹好协调好一手抓疫情防控监督、一手抓督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高质量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坚持底线思维，做足长期准备。我国疫情防控到正在向好态势发展，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任务繁重，因此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监督。具体而言，各市纪委监委在疫情治理之中探索建立了疫情防控监督常态工作机制、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督效能、以常态化的应战思维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监督，紧紧围绕风险源、风险点及防控措施落实等实施精准监督。
其次，坚持战略思维，保障决战决胜。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调整安排好工作步骤和节奏，以高质量纪检监察工作更好发挥保障和促进作用。通过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结合疫情防控实际提出今年纪检监察工作重点，聚焦战疫情保发展狠抓责任落实，聚焦脱贫攻坚收官强化纪律保障，聚焦根除黑恶势力“保护伞”坚决深挖彻查，聚焦作风建设攻坚年活动推动党风政风持续改进、不断向好。
最后，坚持辩证思维，因时因势制宜。统筹兼顾要求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带动全局。要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特征准确把握，采取因时因地因势制宜的工作方式。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因时因势及时调整工作着力点，重点围绕防疫任务迫切、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
◎王颖：如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各种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重大疫情的爆发通常伴随舆情泛滥，表现为海量网络信息“井喷”，令人难以甄别。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的扩散产生了“蝴蝶效应”，对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产生负功能。
在风险传播链上，舆情经网络媒体的发酵后引发“蝴蝶效应”，并进行舆论风险的扩散。“ 蝴蝶效应”由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于1963年提出，它指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形象表述为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能看到有许多“蝴蝶效应”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例如“双黄连事件”。根据芬克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因子从出现到处理结束经历酝酿期、爆发期、扩散器、处理期、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疫情爆发初期，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信息就以几何量级递增，“服用双黄连对预防新冠病毒是否有效”这一问题未经专家证实便被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事件由此进入了酝酿阶段。后期社会主体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讨论、加工、传播，便形成新一轮的舆情，甚至出现一夜之间各大网络销售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出现断货、市民连夜在药店扎堆购买等不良现象。由此看出，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表现为从舆情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递次扩散。在“蝴蝶效应”的影响下，舆情通过错综复杂的介质向网民散开，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有机会接触该事件就会被舆情所吸附进来。因此，事实真相随着人际传播网络的扩大而被掩盖，舆论就很容易滋生出谣言，而谣言作为一种伪民意，极具感染力和迷惑性，尤其是对一些缺乏理智思考能力的人，例如上网频率相对较高的“95后”或“00后”，这个年龄段的许多网民尚不能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易受到鼓动产生具有偏颇性的言论。此外，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交互性也为谣言的生成提供了温床。现代通信技术使传播由传统的“单点单向”转变为“去权威化”的多向发声，网民可以对任何言论进行实时互动、点评，从过去的信息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信息制造者。但这也意味着疫情舆论场中会充斥更多的虚假信息，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舆论、谣言的不断加码使社会环境处于超负荷状态，也使民众对新冠肺炎发展趋势的正确认知像是在“雾里看花”，引发网民心理与行为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出现混乱，最终使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吴美婷：我家住在农村，往年春节期间会有燃放鞭炮和烟花以及走访亲友、办酒席等传统习俗。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给这些“传统习俗”刹了车，春节的娱乐活动也暂停了，村民们都居家防护。疫情期间，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成为了一名防疫志愿者。在担任村里的志愿者期间，有些村民认为自己没有与武汉有关人员接触，自己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嫌登记消毒测体温繁琐、浪费时间，不愿意配合登记；也有些村里老人，防范意识不强，不戴口罩出门。针对这些情况，村委会利用大喇叭不断反复播放防控疫情的宣传语，大喇叭成为了疫情防控一线的“宣传员”，响起了疫情防控的“最强音”。由此我观察到自从村里用大喇叭进行宣传播放关于疫情的最新动态以及疫情防控的相关防护措施起，村民们对村委会的工作产生了信任感，逐渐配合村委会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工作相当起作用。
“大喇叭”不仅在村委会、劝返点以及村口循环播放，而且还安排了人员，边骑着摩托车边播放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务必确保将防疫知识和疫情相关信息传至每家每户。可以说，“大喇叭”是农村信息传递的最佳渠道，也是最有效、最现实、最经济、最接地气的一种传播方式。尤其是农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熟悉“大喇叭”播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习惯了“大喇叭”随时随地的陪伴。下地劳作、居家休息，他们已经在日复一日的声音陪伴中形成了对“大喇叭”的媒介依赖。此外，利用“大喇叭”告知村民疫情信息，广泛动员村民们做好防控工作，使他们参与到疫情防控当中来，不仅传递了国家的意志，还凝聚起了农村防控防疫的社会共识。
随着“人传人”路径的公开，利用“大喇叭”来应对农村疫情防控形势成为了农村基层干部的防疫宣传共识。“都别相互走动了，居家隔离，好处惠及你我他”、“都别太自信了”等劝诫，告诫村民们严格遵循疫情防控的需要，不要随意外出。村里还创造了一段由客家话编成的顺口溜，每天用“大喇叭”循环播放，朗朗上口，能让村民们容易记住。无论是比较严格的劝诫还是充满特色的顺口溜，目的都在于说服村民们不聚集、不外出，放下过年的习俗，居家过年，从而阻断疫情在村里的人际传播，减少感染疫情和传染疫情的风险。
“大喇叭”是农村疫情防控和疫情宣传工作的重要传播途径。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应该创造出更加丰富可行的传播宣传手段，比如张贴横幅、电话访问、发动亲友等手段，与“大喇叭”结合使用，以便及时掌握老百姓的动向，了解他们对疫情防控的配合程度，阻断疫情在农村的传播，把最后一公里真正变成疫情防控的“零距离”。
◎吴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其破坏力巨大、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使得全球多个国家损失惨重。在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后，我们需要思考，政府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中流砥柱，在危机发生之际，如何能够快速做出反应，确保危机导致的损失降至最低，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尤其是在服务型政府的视野下。
在疫情爆发初期，地方政府面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原因之一是突发性事件的治理资源准备严重缺失。完整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就是旨在不断完善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发生这次疫情之前，相信我国政府一直都是重治理轻预防，在日常的应急管理中缺少相关的医疗资源配置和详细的预警分析。如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忽视了长效的危机预警机制，更别提其他偏远或欠发达地区。由于治理资源不足，缺少相关的配套医疗设施，导致了政府在疫情爆发后被动式地采取反应；其二是地方政府在应急时刻意隐瞒信息，不上报，不公开。通过报道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在2019年的12月，新冠肺炎已经有了些许苗头，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干部的错误领导或基于其自身的本位主义，将关于疫情的信息刻意隐瞒，从某种程度上错过了危机解决或遏制的有机事件，拖慢了政府对危机进行快速反应的速度，从而降低危机解决的效率。假如地方政府一开始就将信息公开，也许就能给予充裕的时间确保政府对危机进行快速反应，而我国新冠肺炎的感染患者人数也会大大降低。
对于服务型政府下的政府公共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我认为政府能够从以下两各方面做到改进：一方面，要将危机预警纳入日常的应急战略体制中，并且有关部门要善于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应急系统中。吸取这次疫情前期的教训，完善危机预警机制，在社会上布置危机监测点，进行相关的信息监测与收集。大数据技术能够将零散的信息连在一起，织成一张数据大网，例如从疑似病例的活动地点到每一个曾经与其接触的人员，都能做到精确定位。然后有关部门将收集的信息反馈到快速应急分析中心，将信息分析的结果告知地方政府各部门，就有利于政府对危机做好快速反应。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危机发生之际，刻意隐瞒信息、不信息公开不透明是促使危机扩散速度加快、危害程度加大的重要因素。政府要完善快速应急机制的首要条件就是将危机信息公开，在此次疫情期间，如果某些地方政府能及时做到信息公开，这样大众媒体就能提前告知民众做好防疫措施，医疗部门就能准备相关的应急资源和制定救治方案，也许感染人数就能大大减少。因此，在公共危机爆发之际，政府只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关部门才能及时将信息传递下去，才能做好快速应急反应，才能降低危机对于民众的伤害，这才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
◎姚屹青：公众信任对于慈善组织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公信力也被认为是评估慈善组织社会价值的关键指标之一，毫不夸张的说公信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慈善组织的社会价值。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慈善组织，尤其是对红十字会的管理与运营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在防疫物资管理和信息公示方面的漏洞，持续引发社会争议，掀起了舆论风暴，这是继“郭美美”事件后，红十字会再一次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以“韩红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组织，由于其物资信息公示即时，物资来源去向均透明可查，透明度高，效率强，被群众认可并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许多人放弃选择向红十字会捐财捐物，转而将物资捐给私人基金会，期间韩红基金会甚至因收到的捐赠物资过多而宣布暂停接受新增捐赠。
对于红十字会这样高知名度的组织来说，在公众对其给予高度关注和期望的情况下，频繁出现负面新闻，引发信任危机，如果不能够及时纠正自身的问题，扭转社会舆论，组织的形象和声誉将会大打折扣。原本在这样大型突发事件面前，社会组织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筹款。在突发事件中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募捐活动，满足社会需要；二是筹集和运送物资，筹集防护物资，捐给需要的地区；三是以多种方式提供志愿服务，包括紧急救援，心理咨询，弱势群体服务，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等。
然而疫情最初的时期，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但其效率低下，接受的财物捐献，一律积压仓库，未及时送往受灾地区，甚至对于所收财物不予以公示，再加上屡屡爆出凭介绍信领物资等负面新闻，引起舆论大波。我认为，机构在疫情初期仍处于常态运行方式，但实际上，疫情带来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机构根据常态的应对措施去处理问题，所以最后导致无法有效应对问题出现系统性崩盘。同时，部分机构没有把借助外力作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方法，特别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初期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和临时招募、毫无培训基础的数十名志愿者，无法完成超出自已能力几百倍的工作量。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组织应当向社会发出呼吁招募专业志愿者，或者动员物流企业参与捐赠物资的工作，甚至可以更早地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请求支援，这些工作在初期都没有做。尽管它们依靠机构仅有的微薄力量尽了最大努力，但面对超出平时几百上千倍的捐赠量，最后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对于完善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管理体系，我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律的缺乏导致政府和社会组织在面临此类重大危机事件之时，无“纪”可寻，找不到可以遵守的规则制度，免不得表现得手忙脚乱。完善法律法规，把社会组织的有关内容增加到法律中去，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
其次，建立协调机制。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应有社会组织的代表参与。行业组织也要及时发挥作用，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起有机联系。社会组织自身则要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建立起可预见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协调机制。
最后，改进应急机制。此次疫情战役一经打响，各社会组织虽然都相继成立了应急管理工作组，但这些应急工作组在实际工作中依旧暴露出很多缺点，例如物资采购、物流运输等。这二者本可兼顾并不冲突，最根本的问题，是防护物资供需信息系统没有建立，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整体的物资需求情况，也没有办法实现精准对接，这才导致各方都面临物资紧缺。由此看来，社会组织的视野需要拓展，知识需要更新，能力需要提升，结构需要完善。
◎林彤：突如其来的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一场大考，考验我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否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迅速切断传染源头，及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也能映射出政府在应急管理与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与缺陷。与十七年前“非典”肺炎相比，此次“新冠”疫情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形势更严峻。这种特点在人口密度高、人员流动大的城市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初期武汉大面积爆发疫情之时，公共应急响应速度滞后于疫情传播速度，摸排人员流动情况不够高效快速，对疫情传播范围没有提前研判，最后动辄全国上下的力量才得以控制。那么，在人员流动大、密集度高的城市区域，如何运用大数据对人口流动情况进行规划与调控，提高城市对外部要素影响的敏感性，在危机来临之前做到提前预判，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就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证，如果武汉市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迅速摸查历年春节前后和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状况数据，查清离汉人员的大致数量和动向，然后基于大数据运算，可以提前预判可能的主要人流去向和流线，然后加以管理和控制。其次，通过与铁路部门和通讯公司合作，查阅出行数据和信号位置数据，有了这些数据，人与空间就能够一一对应起来，能够更好的对人员进行定位，这些数据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人口热力图和POI指数图马上圈定人口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从而划定半径范围内的可能高风险感染区域，对该范围内的高暴露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先加强防控，对这些区域进行定时定量的监测和防控。
疫情的传播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更需要将疫情日常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观念融入到城市治理中，除了要适时掌握这些基础信息以外，还需要将公共卫生知识通过基层工作人员传输到每个社区、每个家庭、每个人民中去，将疫情防控变得常态化。就像疫情最凶猛的那段时间，社区经常有网格员对居民进行排查，摸查每家每户人员的来源和去向，掌握了大量的人员构成现状和主要流动信息。随着城市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公共卫生治理更应当被考虑到城市治理当中去，一旦疫情爆发，最容易沦陷的地区就是城市区域。因此，在城市治理过程当中，需要强化新技术手段，加强城市人口的智能治理。适时借助机器学习等算法，加强对城市人口流动状态的动态监测和未来演变模拟，着重针对疫情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还需要建立城市群的应急联动机制，以提高区域的联防联控能力。
◎马佩芳：新冠疫情爆发与蔓延是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严肃拷问，不同的城市治理体系塑造不同的城市社会秩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于公共卫生治理失序，爆发于对客观信息传播的严苛惩罚和指挥不当，蔓延于500万流动人口返乡，严峻于医疗资源匮乏，未知的威胁在于近2亿人口节后返回各城市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以及新冠病毒可能的变异。从疫情爆发、信息不畅、决策失误、疫情扩散乃至蔓延，乃至疫源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和调度混乱，反映出治理理念的偏差，“以人民为中心”城市治理秩序没有得到有效建立。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快速决断，全民响应，自觉隔离，自主防控，较好地控制了疫情在全国范围蔓延的程度。这充分反映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首先表现为公共卫生治理制度和秩序的缺失。城市规划起源于公共卫生制度建设，也是各国城市化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公共治理课题。我国已经形成公共卫生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是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一样，都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法律法规粗线条，地方有法不依，执法缺位；二是管理粗放，标准低甚至放任对公共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行为，华南海鲜市场管理为典型案例；三是医院、医疗设备、医生、护士等医疗卫生供给存在系统性不足，常态下医院人满为患，突发疫情，病人规模严重超过医疗系统的最大承载力。
公共卫生制度的问题是我国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的缩影。在我国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发展时代，我国城市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教育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社会保障乃至公共空间都广泛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低水平管理和不平等管理，由此带来严峻社会问题长期被忽视。直至武汉新冠肺炎，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制度缺陷被社会广泛认识和面对。
城市治理的另一个教训是我国城市长期对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排斥性管理，他们长期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极大地增加了流动性和社会问题，武汉500万流动人口春节回家直接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到全国，全国流动人口伴随着春运回流又是大城市面临巨大防控风险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早就说过：“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需要痛定思痛。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治理必须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公共服务系统性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全面投资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可支付住房、社会保障、社区建设、公共体育、公共空间等基础性领域的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制度创新，全方位和最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全面推进市民化，广泛提升公民现代化素养，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社区韧性，建立多元合作治理制度，形成城市社会新秩序，避免历史灾难的重演。
◎曾紫琪：新冠疫情爆发在春运期间，未知的疫情风险让我们对医疗资源的储备认知不足。大量人口流动加速了疫情的蔓延，并且流动性风险持续上升。疫情的加重使得医疗物资储备消耗极快，加上百姓对医疗物资的防护需求急速上升，以及此时由于假期原因，大量的产业的生产商已停工，我国瞬间陷入医疗物资紧缺的状态。其中口罩、医用防护服等重要物资的生产企业大量复工，仍未能满足全国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作为医疗物资年产量达全球50%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口罩、医疗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何疫情爆发后，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出现了如此大的缺口？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不足。
突发的重大卫生事件反映出我们在医疗物资方面的储备不足，无论是成品还是原料都陷入了极其短缺的状态；虽然后期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更多的口罩，但无论是医院还是百姓貌似都没能完全得到供应。这里面牵涉的因素很多，有可能是真的供不应求，对于医院来说，采购量是不限制的，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对于百姓来说是因为获得的渠道相对较少；其次是运输方面的问题，物资流通链长，随着交通的管制，很多道路被封杀，就连疫情低风险区都呈现出各种乡村入口被挖掘拦堵，这也阻碍了物资的快速抵达。此外，还出现了光明正大的“抢口罩”事件：大理市政府征用由顺丰物流从云南省瑞丽市发往重庆市的口罩、其中有一部分为黄石市委托采购的应急口罩。大理市卫健局此举，不仅无理，也涉嫌违法。虽然大理市卫健局此举是因为地处滇西交通枢纽，大量往来人员滞留，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加之其没有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采购的物资一时无法到位。但论疫情紧急、防控形势严峻，大理无论如何都无法与重庆、黄石相提并论。
在面对疫情之下医疗物资的需求问题，我们可以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构建一个共享平台。将大数据与地理空间统计分析相融合，得出现有医疗资源可获得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生产医疗物资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拥有医疗物资制作的原材料的空间分布情况等，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能够扩大医疗物资生产的多种途径。各部门在共享平台上及时发布物资供需状况，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首先应急物资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流链被拉得过长，因此应该发挥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共享平台发布的各部门物资“缺”或“余”的状况，完成一个省内最短路径的匹配。若有地区通过匹配仍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在大理市面对其没有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而导致物资大量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到有相关原材料的产业分布，给予有相关原材料的产业一定的资金援助，鼓励帮助产业转型，扩大生产需求。企业在面对停工停产的问题时，在有原材料的基础上，也可以自己尝试转型。像上汽通用五菱一样，从转产口罩想法提出到第一批口罩下线，仅用时三天。车企转战生产口罩不单单是不浪费产能的行为，更是一场聪明的自救。
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促进多方治理主体的主动参与以及联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公共决策能力，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利用技术对突发信息进行有效的采集和处理，使我们构建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促进所需物资的有效调配，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大数据通过相关技术加工，能够最大限度优化市场和社会的各项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越是最严峻的时刻，越得把关好每一个环节。要充分利用好大数据给我们的支撑，完善“反应——响应——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
◎张颖诗：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这场给人民、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公共卫生灾难，使我国社会突然停摆。随着疫情的根本性控制，我国的经济、文化等进程才得以缓慢恢复。同时，本次新冠疫情暴露了我国在城市空间、社区建设、管理体系等方面的不足，农贸市场治理就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显著问题。
虽然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地仍存在争议，但作为我国新冠疫情的爆发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活禽、兽类等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为，且由于我国野生动物交易立法监管、市场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导致该市场环境呈现脏乱差的状态，为新冠病毒的入侵提供了入口。此外，该市场位于汉口火车站的东边，不仅拥有巨大的人流量，而且人员混杂，进而加速了新冠病毒的蔓延。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以反映出我国当前农贸市场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包括卫生环境恶劣，市场布局规划简单粗放，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农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手段不合理等。总体而言,我国农贸市场建设与各地城市建设发展不协调，明显滞后于我国城镇化的步伐，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农贸市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应针对本次新冠疫情暴露的短板问题进行整治改善，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首先，做好农贸市场的布局规划。农贸市场的规划布局应与快速城市化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适应。根据城市居民人口数，合理配置农贸市场数量，使市场摊位能集约利用；空间上，农贸市场应选址在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用地上，与城市特大交通枢纽具有一定距离，但其市场交通动线要做到贯通，人流、车流相互分开，并且空间界线分明，在保证交通便利的同时，防止出现人流拥堵情况。
其次，推进农贸市场智慧化升级。即推进运营管理智慧化和供应链管理智慧化。农贸市场运营管理智慧化是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商品交易信息化、运营监管数据化、销售线上线下一体化、支付手段多样化的智能管控体系；农贸市场供应链管理的智慧化是指通过建设智慧农贸市场追溯体系,实现农贸市场商品从生产源头、流通终端的全程、全方位监控,利用智能化的技术手段、现代化的检测工具、数字化的信息平台强化全过程、多方位的质量监控、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真正建立具备信息溯源可查、产品质量保证、信息公开共享的智慧供应链。
最后，健全农贸市场监管体系。一方面，从立法层面提高我国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系数，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健全可操作性强的农贸市场管理法规。另一方面，明确各级监管部门的责任，如工商、城管、食药监等部门，并形成联动机制，推动市场监管制度化、常态化，以保证市场内外环境干净整洁，建设文明农贸市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人口集聚度越来越高，进而对城市的农贸市场的安全性、便利性和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本次新冠疫情为我国农贸市场治理敲醒警钟，未来的农贸市场治理应关注其空间布局规划，并通过互联网等手段推进农贸市场智慧化升级，同时做到多维健全农贸市场监管体系，以致力于推动农贸市场的转型升级，在推进农贸市场治理现代化的同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